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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2004年1月正式實施的居民身份證法并沒有對身份證復印件作出相應的規范。這一方面的缺失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受到關注。全國政協常委、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葛劍雄遞交了一份提案，質疑旅館、銀行及一些行政部門隨意復制身份證的合法性，并提出“如何保證這些復印資料不流失，不被用于非法目的”的現實問題。

　　“身份證復印件的誕生更像是核查人員在核查工作中的偷工減料。”戶籍專家、中國警察協會學術委員王太元教授告訴記者，核查部門在需要核實個人信息時，應用機讀設備或者收據記錄等登記身份證上的信息，以便核實身份。但有些部門并沒有機讀設備，也懶于記錄其信息，索性直接將身份證內容隨意復印下來，以備在需要時方便核查，“但卻未對復印件進行有效的安全管理”。

　　不僅僅需要道歉，不僅僅需要公眾捂緊身份證

　　林貝欣目前仍需要等待。這個等待也許很快，也可能很漫長。

　　自8月16日，收到國家賠償受理通知書，義烏警方的電話一直處于無人接聽狀態。溫小兵律師一直在聯系，一直沒有回音。

　　問題的焦點在于賠償金額上，也在于是否作出公開道歉。此前，林貝欣拒絕了警方的2000元賠償，隨后向警方提出5萬元的國家賠償，但警方認為賠償金額太高，隨后便杳無音訊。而道歉一事，則在警方口頭道歉之后，也沒了下文。

　　現在的林貝欣，幾乎不出門，“怕提及身份證，怕別人說三道四”。她始終不明白，身份證沒問題，為何還會出現這樣可怕的誤會。

　　居民身份證法第一條即開宗明義指出，身份證是為了證明公民身份，保障公民合法權益，便利公民進行社會活動，維護社會秩序。然而“烏龍案”的頻發，似乎與這個初衷漸離漸遠。

　　“主要是身份證承載的信息量太大了。”王太元認為，身份證信息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公開信息，姓名、照片、身份證號碼，這是可以在任何場合任何情況公開的信息；二是隱私信息，只有在公安機關的內部檔案中才可查驗，公安部門有義務為公民嚴格保密。然而，我國目前對此并沒有進行清晰區分，而是將所有信息集中在身份證一個證件上。在技術手段未達到一定程度、缺乏公共信息管理法的情況下，很容易造成信息泄露，從而導致“烏龍案”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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