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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大國經濟史上，目前還難以找到平衡政策完成重大利益結構調整的先例。

　　中國選擇的方向并沒有錯。我所擔憂的是，多目標之間的沖突往往會損害理想宏觀目標的實現。

　　通脹和泡沫條件下，結構性改革是否能夠有效地進行？通脹和泡沫都是逆國民收入分配的效果，如果不首先把它壓下去，反過來會損害結構性改革的效果，甚至不得不停滯改革的進程。中國的過往經驗是，通脹加大時往往選擇的是行政限價，而再遇上資產下行和經濟減速，需求管理又會戛然而止。

　　中國經濟棘手問題的前提很簡單，就是愿不愿意減速。

　　時下傳出的明年15%-16%的貨幣量(M2)的速度，對應的可能是一個較保守的經濟增速8%的政策信號。根據經驗，實際操作意義其實不大。

　　可以簡單匡算一下。從現在態勢看，2011年GDP增速達到9.5%-10%的水平是大概率，所以名義GDP增速將在15%以上。我估計在此之上再加2-3個點的金融深化的貨幣需要，最后執行下來，2011年M2增速可能和2010年差不多，還要維持在18%左右。

　　明年信貸計劃會比較緊，這也很好理解。中國經過兩年的信貸高速擴張，未來必然進入一個清理擴張后遺留風險的時期，包括房地產、政府平臺貸款和過剩產能等等。信貸增速會從2009年的33%的高峰逐級壓縮至20%以下，甚至15%都是有可能的。中國銀監會以資本充足率、動態撥備率、杠桿率和流動性比率四大監管指標織成一張監管的高壓網，劍指國內商業銀行粗放式管理模式存在的諸多風險隱患。毋庸置疑，未來一段時間，一定是誰擴張，誰難受。

　　多數觀點預測2011年的信貸指標與2010年最初核定的7.5萬億元相當。但如果明年中國經濟不出現有效減速(經濟增速掉到9%以下)，總的信用供給規模不會減少。因為信用規模和經濟總量增速有穩定的數據關系，信貸不能滿足的部分，必須有其他信用供給方式來滿足，債券市場是一個考慮，明年短融、中票、私募企業債，甚至地方政府項目債放行都可能有一個大的增長。未來中國債市的空間很大了。

　　如果是這樣，上調準備金率除了讓銀行感受痛苦以外，其產生的宏觀效果比較有限。因為銀行體系外的信用擴張彌補了體系內的收縮。數量調控不可能替代價格調控的功效。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關于2011年中國經濟政策的基調“積極穩健審慎靈活”，基本可以解讀為宏觀決策層不會輕易采取全局性緊縮的調控措施來應對當前日益嚴重的資產泡沫和通脹，希望需求管理和供給療法搭配(“穩健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通過發展和改革來解決各種棘手問題，如結構失衡、泡沫和通脹。

　　宏觀管理者一方面著手開始修正過往寬松的貨幣條件，回歸穩健，但另一方面還是要防止因經濟減速而出現泡沫的剛性破裂；選擇的是“做實泡沫”的思路，希望實現通脹和泡沫的軟著陸。

　　所謂“穩健”的貨幣條件要能滿足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需要，從另一個角度講，也要能維持當下人民幣資產的估值水平。因為一旦資產出現下行，意味著經濟明顯減速的開始。這是一個硬幣的兩面。

　　決策者可能希望在不逆轉貨幣條件的情況下，加快供給層面的改革，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為此，積極財政政策成為重要的給力點。對于在民生方向擴張供給，減稅、減費以及提高最低生活補貼方面的力度都會加大。

　　可以說，中國選擇的方向并沒有錯。

　　但是我所擔憂的是，多目標之間的沖突往往會損害理想宏觀目標的實現。

　　通脹和泡沫條件下，結構性改革是否能夠有效地進行？通脹和泡沫都是逆國民收入分配的效果，如果不首先把它壓下去，反過來會損害結構性改革的效果(企業家精神和創業的沖動如何出現？)，甚至不得不停滯改革的進程。

　　中國的過往經驗是，通脹加大時往往選擇的是行政限價，而再遇上資產下行和經濟減速，需求管理又會戛然而止，如2010年第三季度向極寬的貨幣條件回歸。

　　在世界大國經濟史上，目前還難以找到平衡政策完成重大利益結構調整的先例。上世紀80年代初沃爾克是通過大幅加息把通脹和泡沫打下去后，制造了一個小型衰退，然后才有里根的結構性供給療法的功效的。

　　今天中國選擇的可能是前人沒有走過的羊腸小道。

　　最近重讀熊彼特的名著《經濟發展理論》，深有感觸。

　　經濟運行有其自身的規律。根據經典的周期理論，“繁榮—衰退—蕭條—復蘇”是必經的四個過程，經濟要走出危機，必須出現熊彼特式的“破壞性創造”，它來自于對既有資源配置結構的根本性調整，從而產生出新的經濟模式和財富創造方式。

　　蕭條和陣痛其實是經濟進行自我療傷的一個必然過程，蕭條和陣痛后，未來的繁榮才會更健康。

　　當凱恩斯經濟學派將“熨平經濟波動”上升至政府理所應當的職責之時，其實經濟的自然規律也被改變，于是蕭條不常出現，取而代之的卻是衰退結束得更快，但復蘇卻不得不延后。

　　這或是篤信市場經濟研究者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