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講講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戰爭及其最后勝利，是近代一百多年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勝利。它一舉洗雪了自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所遭受的百年民族恥辱，是中國由衰敗走向振興的偉大轉折。在抗日戰爭時期，盡管當時的中國還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但是由于當時已經有了已經覺醒或者正在覺醒的廣大人民群眾，有了經歷過兩次革命勝利和失敗的考驗、在政治上達到了成熟的中國共產黨，有了政治上進步的軍隊即人民的軍隊，有了局部的人民政權即解放區人民政權。總之，當時的中國按照毛澤東的判斷，是處于歷史上的進步時代，這是足以戰勝日本的主要依據。雖然不能說抗日戰爭是單獨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但是中國共產黨作為處于歷史上進步時代的主要代表，卻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這一講將圍繞中國共產黨如何成為抗戰中流砥柱這一主題，分三個方面來講。第一個方面，中國共產黨提出并制定了正確的抗戰指導方針。第二個方面，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逐漸上升為抗戰的主戰場。第三個方面，中國共產黨不斷加強自身建設，成為全國人民的新希望。

　　下面先講第一個方面，中國共產黨提出并制定了正確的抗戰指導方針。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軍在北平西南的盧溝橋附近，以軍事演習為名，突然向當地中國駐軍第29軍發起進攻，第29軍奮起反抗，偉大的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由此爆發。日本的全面侵華戰爭，使中國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嚴重危險。在這緊急關頭，只有全民族團結起來實行抗戰，才是中國生存和發展的唯一出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提出并制定了正確的抗日戰爭指導方針。

　　第一點，中國共產黨積極倡導并努力促成和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盧溝橋事件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向全國發出通電，大聲疾呼：“平津危機！華北危機！中華民族危機！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事實上，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后，中國共產黨就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出了長期不懈的努力。1935年8月，中共中央發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其中明確提出共產黨和紅軍愿意同包括國民黨在內的一切抗日黨派和團體，共同抗日救國。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陜北瓦窯堡召開會議，這次會議初步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和方針。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以后，中共中央采取了和平解決的方式，迫使國民黨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等條件。

　　在隨后舉行的國共兩黨關于和平談判的過程當中，國民黨方面的表現不是很積極，全面抗戰爆發以后，蔣介石急于調動紅軍到華北抗戰前線，所以在談判中表現出了較大的主動性。8月22日，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份按戰時序列改為第18集團軍）。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命令，任命朱德、彭德懷為八路軍的正副總指揮（后來改稱正副總司令）。以葉劍英為參謀長，八路軍下轄三個師：第115師，師長林彪；第120師，師長賀龍；第129師，師長劉伯承。當時紅軍改編是一個重大的轉變，很多指戰員思想認識搞不通，他們認為紅軍改編就相當于共產黨、紅軍向國民黨投降，過去與國民黨進行的十年血戰白打了。針對這一狀況，紅軍各部普遍向廣大指戰員開展了一次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教育。當時，朱德、劉伯承、賀龍、羅榮桓、左權等高級將領帶頭向指戰員做思想說服工作。1937年9月，在120師舉行的抗日誓師大會上，朱德就明確指出，紅軍改編，同志們思想不通，這個心情我們可以理解，但是毛主席說了，紅軍改編，統一番號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條絕對不能變，就是中國紅軍必須絕對處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賀龍也結合自己的經歷說，過去國民革命軍的服裝我穿過，青天白日帽徽我也戴過，青天白日旗我也打過。從大革命失敗到現在，我和國民黨打了十年，但是現在是國難當頭，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為了共同對付日本帝國主義，我們紅軍才實行改編。從表面上看來，我們是白的，但是我們的心卻是紅的，永遠是紅的。

　　經過思想教育工作，廣大指戰員思想認識上的疙瘩逐漸解開，普遍認識到大敵當前建立抗日戰爭統一戰線的極端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國有句古話，兄弟鬩于墻而外御其侮。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是這一民族傳統在民族危機現實之下的再次復活，如果中國共產黨不能提出這樣一個具體目標，是談不上政治領導的。

　　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整個抗日戰爭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大義為重，自始至終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存在和發展。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頑固派“積極反共，消極抗日”，先后掀起了兩次大規模的反共高潮，其中以“皖南事變”為標志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使新四軍遭受了巨大的損失。當時新四軍軍部以及所屬皖南部隊一共9000多人，遭到國民黨預先埋伏的部隊的圍剿、襲擊，除2000多人突圍以外，其余大部分犧牲、被俘或者失散，新四軍軍長葉挺被無理扣押，副軍長項英遇害。“皖南事變”的爆發，使很多人認為，國共合作將破裂，內戰有擴大的危險。但是中國共產黨面對這種嚴峻的事態，還是以抗日大局為重、以民族大義為重，采取了既聯合又斗爭，以斗爭求聯合、求團結的政策。在軍事上嚴防自衛，在政治上堅決反擊，在重慶，周恩來對國民黨當局提出了嚴重抗議，他親自打電話給國民黨總參謀長何應欽，說你們的行為，使親者痛、仇者快，你們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皖南事變”的爆發，得到全國人民、中間階級、國民黨內正義人士以及國際社會輿論的普遍同情。當時宋慶齡、何香凝就致函蔣介石，反對國民黨圍剿新四軍。馮玉祥也說，新四軍抗戰有功，婦孺皆知，此次被剿滅，“政府”方面實難挽回對人們的信賴，在國際社會上，蘇、美、英等國也反對國民黨這種做法。這樣形勢的發展就完全出乎國民黨頑固派的意料之外，反而使更多的人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和新四軍是堅持抗日作戰的，這樣國民黨在全國人民面前就輸了理，而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軍隊卻在全國的地位大為提高，后來更加證明共產黨是堅持團結抗戰的柱石。

　　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抗日戰爭中的存在及其發展，使得日本帝國主義突然發現他面對的中國不再是一個四分五裂、一盤散沙的中國，而是一個團結起來的中國，這就注定了他滅亡中國的美夢最終必將破滅。

　　第二點，中國共產黨制定了全面的抗戰路線即人民戰爭的路線。

　　抗戰爆發以后，在如何堅持抗戰問題上，國共兩黨從一開始就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路線，形成了兩條對日截然不同的作戰指導路線和方針。國民黨從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出發，力圖使抗戰的進行不致損害他們的統治，而且想在抗戰結束以后繼續維持他們的統治。因而采取了片面的抗戰路線，也就是堅持國民黨一黨專政和獨裁，依靠政府和軍隊來進行抗戰。不注意給人民以抗日民主自由各方面的權力，不注意改善人民的生活。1938年3月至4月，國民黨召開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其表現的抗日態度是積極的。但是，對于發展民眾運動增加了很多限制。

　　中國共產黨從全民族的利益出發，提出了一條全面的抗戰路線。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陜北洛川召開擴大會議，會議分析了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指出其包含了極大的危險性，存在著嚴重失敗的可能。毛澤東明確指出，應該使我們共產黨成為全國抗戰的核心，必須與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作斗爭。會議向全國人民提出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十大綱領》中包括進行全國軍事的總動員、全國人民的總動員、改良政治機構、改良人民生活、維護抗日民族團結等十個方面。這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全面抗戰路線的具體化。

　　毛澤東明確提出，目前急需把共產黨與國民黨區別清楚，《十大綱領》的提出就是共產黨與國民黨片面抗戰路線的區別。1937年10月，毛澤東在同英國記者貝特蘭談話時就明確指出，我們的基本口號就是全面的、全民族的對日抗戰路線。在整個抗日戰爭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一直堅持這樣的路線。1939年7月，是抗戰兩周年，中共中央發表了關于對時局的宣言，其中再次重申我們的路線就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路線。在抗戰勝利前夕，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提出一條政治路線，也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對于這條政治路線，毛澤東是這樣解釋的。他說，“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指的是人民隊伍；“在我黨的領導下”，指的是指揮官、司令官；“打敗日本侵略者”，指的是敵人，“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指的是目標。他說這是一條“總路線”。他還說“我們黨歷來就是這樣的路線”。這樣的路線，實際上也就是全面抗戰的路線。

　　可以說，兩條路線、兩個前途。堅持和采取全面抗戰路線，必將得到一個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實現中國獨立自由的前途。采取片面抗戰路線，就不會取得抗戰勝利，而且很可能得到日本占領中國的前途。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全面抗戰路線，符合并代表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爭取抗戰勝利的唯一正確路線。

　　第三點，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持久戰的戰略方針。

　　抗戰爆發以后，國民黨在正面戰場上進行了比較堅決的抵抗，并組織了像淞滬、忻口、南京等會戰，但是由于國民黨堅持片面的抗戰路線，最后在日軍的強大攻勢下節節敗退。1937年12月，日軍占領南京，屠殺我國軍民30多萬人，制造滅絕人性的大屠殺事件。國民黨首府南京被攻克以后，國民黨的首府就遷到武漢，最后又遷至重慶。國民黨正面戰場的這樣作戰狀況，就使得全國人民充滿了憂慮：戰爭將如何進行下去？中國能否取得抗戰的勝利？怎樣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在抗戰爆發以前，國民黨陣營里一直就有人說：中國武器不如人，戰必敗。全面抗爭爆發以后，“再戰必亡”的論調又甚囂塵上，當時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就是其中的代表。當然，速勝論也有相當的市場，國民黨中一部分人妄想通過或者依靠國際援助來迅速地取得對日作戰的勝利，特別是1938年3月至4月，國民黨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指揮軍隊，在山東嶧縣附近的臺兒莊取得了殲敵二萬多人的大捷，臺兒莊大捷的消息傳來，速勝論的觀點又抬頭。但是不久，日軍南北對進夾擊，軍事重鎮徐州陷落，這樣人們盲目樂觀的情緒又再次受挫。

　　這時抗日戰爭已經進行了整整十個月，飽受戰爭之苦的中國人民，無不渴望和平的早日到來。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覺得有必要對這10個月的經驗做一個總結性的解釋，給全國人民一個關于抗戰前途的說法和答案。1938年5月至6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發表了《論持久戰》的長篇演講，這一論著是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最重要的軍事著作。它清晰地回答了有關抗日戰爭的種種問題，解答了人們的思想疑惑，在國內外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首先明確提出中日戰爭的歷史方位問題，他說中日之間的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同帝國主義的日本在20世紀30年代所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在這一歷史方位上，中日雙方存在著互相矛盾的幾個基本特點：第一，日本是帝國主義強國，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第二，日本的侵略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中國的反侵略戰爭是正義的、進步的。第三，日本戰爭力量雖強，但它是一個小國，它的人力、軍力、財力、物力均感缺乏，經不起長期的戰爭。第四，日本的侵略戰爭在國際上是“失道寡助”的，中國的反侵略的正義戰爭是“得道多助”的。其中第一個特點，決定了日本可以在中國橫行一時，中國不能速勝，抗日戰爭要經過艱難的歷程，后三個特點決定中國不會亡國，經過長期抗戰，勝利最后屬于中國。

　　《論持久戰》還科學的預見了抗日戰爭的進程將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御時期；第二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時期；第三個階段是我之戰略進攻，敵之戰略退卻時期。第二階段，也就是戰略相持階段，是整個戰爭轉換的樞紐，中國將在此階段獲得由弱轉強的力量，最后勝利屬于中國。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還明確提出：“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只要動員起來全國的老百姓，就會陷敵于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彌補武器彈藥的不足，最后取得抗戰的勝利。毛澤東的這些論斷，清晰地回答了人們最關心而一時又看不清楚的問題，使得人們對于抗戰的歷程和前途有了一個清晰的答案，大大增強了全國人民堅持抗戰到底的信心和決心。

　　歷史證明，在中國人民陷入對抗戰前途渺茫、苦悶、彷徨的情緒之中時，當政的國民黨并沒有給全國人民一個關于抗戰前途的答案和說法。但是，國民黨沒有做到的事情，中國共產黨做到了。毛澤東對于抗戰前途的預測是那樣準確，使人深為佩服。對這一點，1945年4月，在我們黨的七大上，朱德就指出，在八年過程當中，抗日戰局經過了復雜的變化，但是不管戰局如何變化，如何復雜，其發展進程都沒有超出毛澤東同志在《論持久戰》中關于三個階段的科學預見，也就是敵人的進攻階段、敵我相持階段、我方反攻階段。

　　綜上所論，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國的國情，提出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出了全面抗戰的路線和持久戰的戰略方針，為抗戰勝利指明了方向，這是中國共產黨作為抗戰中流砥柱的第一個方面的表現。

　　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存在著兩個相互依存而又相互獨立的戰場：一個是國民黨擔負的正面戰場，一個是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軍隊擔負的敵后戰場。在戰略防御階段，國民黨正面戰場上抗擊著侵華日軍的大部分兵力，在淞滬、忻口、南京、徐州、武漢等會戰中，共殲滅日軍25萬人，國民黨也遭受了重大傷亡，最后節節敗退。1938年10月，武漢淪陷，中國的華北、華中等大片國土和華南的一些戰略要地落入敵手，日本占領了大半個中國。

　　八路軍、新四軍在正面戰場作戰不利的情況下，迅速插入敵后，展開廣泛的人民戰爭，發動起了廣大的人民群眾，創建了令世人矚目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八路軍敵后游擊戰爭的序幕是從著名的平型關戰役拉開的。1937年9月25日，八路軍115師一部在山西平型關附近設伏，擊斃日軍一千多人，擊毀汽車一百多輛，繳獲大批彈藥和軍用物資，從整個戰爭的進程來看，平型關的戰役不算大戰，但它卻意義深遠，影響全國。為什么呢？因為這是在抗戰爆發以后中國軍隊所取得的第一個大勝利，它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地振奮了全國人民的抗戰信心。平型關戰斗結束后，八路軍參加了忻口作戰，會戰失利以后，八路軍迅速挺進敵后，策應友軍撤退。1937年11月，在上海、太原淪陷以后，八路軍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迅速在敵后展開了全面的對敵作戰。當時115師一部挺進以恒山為依托的晉察冀地區，主力則進至以呂梁山為依托的晉西地區，120師進至以管涔山脈為依托的晉北地區，129師及八路軍總部挺進以太行山為依托的晉冀豫地區。八路軍完成了戰略展開以后，迅速地開展了創建根據地的戰爭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這樣，晉察冀、晉綏、晉冀豫、山東等抗日根據地就在華北大地上建立起來。在華中，1937年10月根據國共兩黨談判達成的協議，南方八省游擊隊統一整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1938年1月，新四軍軍部在南昌成立。隨后新四軍展開對日作戰，華中抗日根據地也建立起來。中共中央所在的陜甘寧地區，成為敵后抗日根據地的總后方，首府延安成為全國革命者向往的革命圣地。敵后戰場的開辟及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創立，就使得日軍腹背受敵。從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軍共對敵作戰1500多次，斃敵5萬多人，牽制日軍兵力30萬人，八路軍由不到5萬人發展到15萬人，新四軍由1萬多人發展到2.5萬人，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能夠在短時間內，在敵后打開這樣的局面，是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的，包括蔣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的意料之外。在這種情況下，日軍就逐漸停止了正面戰場的進攻，而以其主要的兵力把守占領區，這是抗戰由戰略防御向戰略相持轉變的一個重要條件。

　　以1938年10月武漢淪陷為標志，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從此以后，日軍的對華方針有了重大的變化。從這時起一直到1944年，日軍在正面戰場上停止了戰略進攻，而逐漸以主要的兵力對付八路軍和新四軍，對國民黨政府采取了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就擔負起抗戰的主要責任。

　　隨著人民武裝及敵后抗日根據地的發展壯大，1940年8月到12月，八路軍總部在華北掀起了一次大規模的對日進攻作戰，作戰部隊陸續達到100多團，參加人數有20多萬人，史稱“百團大戰”。“百團大戰”共對敵作戰1824次，斃傷日軍2.5萬多人。“百團大戰”給日軍企圖分割根據地軍民的“囚籠政策”以沉重打擊，極大提高了共產黨、八路軍的威望，在抗戰局面比較沉悶的時候振奮了全國民心。對此，蔣介石也致電朱德、彭德懷表示嘉獎。到1940年，在三年作戰中，八路軍、新四軍共收回縣城150多座，1940年八路軍、新四軍抗擊著侵華日軍的58%和全部的偽軍，人數達到70萬人。到1940年底，八路軍、新四軍人數發展到50萬人左右，同時還有大量的民兵和地方武裝。在華北、華中、華南開辟了16個根據地，加上陜甘寧邊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已經發展到1億多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逐漸成為堅持抗戰、爭取勝利的主要力量，敵后戰場逐漸成為抗日的主戰場。

　　“百團大戰”使得日本侵略者大為驚慌，日軍就認為華北“治安”的癥結在于中共。所以從1941年到1942年，日本侵略者加緊了對根據地的“掃蕩”和“清鄉”活動，根據地進入了抗戰最為困難的時期。在日軍的殘酷進攻中，敵后軍民傷亡很大，部隊減員很多，到1942年八路軍、新四軍由50萬人下降到40萬人，華北平原地區的一些抗日民主政權被摧毀，根據地面積縮小，總人數由1億多人下降到5千萬人以下。面對日軍這種殘酷進攻，中共中央認為必須充分發揮人民戰爭的威力，采取多種多樣的形式來打擊日本侵略者。各根據地在與日偽軍的作戰中創造了形式多樣的殲敵方法，像大家熟知的麻雀戰、地雷戰、地道戰、交通破襲戰和水上運動戰等一系列的戰術，充實了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在與敵人的頑強斗爭中，敵后軍民不怕犧牲，涌現出了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像冀中回民支隊司令員馬本齋，對敵作戰英勇頑強，日軍就把馬母當作人質，要馬母逼迫馬本齋投降，但馬母堅貞不屈，最后絕食而死。還有像著名的狼牙山五壯士、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等，都是我們熟知的抗日英雄事跡。1942年5月25日，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在八路軍總部遭到日寇合圍的情況下指揮部隊突圍，在率領最后一批人員突圍時不幸中彈犧牲，年僅37歲，他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方面犧牲的最高將領。

　　在敵后軍民的犧牲堅持下，隨著世界反法西斯的不斷勝利，到1943年解放區戰場形勢好轉，各抗日根據地進入恢復和發展階段，1944年根據地軍民還展開了局部的對日反攻作戰。到1945年初，解放區軍民熱烈響應中共中央提出的“削弱敵寇、發展我軍、縮小淪陷區、擴大解放區”的號召，向一切被敵人占領而有可能攻克的地方發動了全面的進攻作戰，這時人民軍隊由高度分散轉向集中，由分散的游擊兵團上升為正規兵團。到1945年4月，八路軍、新四軍以及華南抗日中隊已經發展到91萬人，民兵200萬人左右，創建了19塊大的解放區，解放區的面積已經達到95萬平方公里，人口9550萬。更為重要的是這些解放區地處當時全國重要的戰略區，當時全國重要的城市像北平、天津、保定、太原、濟南、徐州、上海、杭州、鄭州、武漢、廣州等均處于人民軍隊的包圍之中，全國重要港口也大多數處于人民軍隊的活動范圍之內。可以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解放區成為對日大反攻的主要力量和爭取抗戰勝利的強大基地。而這時國民黨政府在哪里呢？美國總統杜魯門在他回憶中是這樣寫的，他說抗戰后期，國民黨的權力、蔣介石的權力僅限于西南一隅，長江以北連國民黨政府的影子也找不到。

　　在解放區戰場節節勝利的時候，國民黨的正面戰場上這時卻遭到了可恥的潰敗。1944年4月到12月，日軍發動了打通大陸交通線的作戰（也叫“一號”作戰），我們稱之為豫湘桂戰役，在8個多月作戰中，國民黨喪失兵力五六十萬人，并丟失了河南、湖南、廣東、廣西、福建省的大部和貴州省的一部，6千萬人民淪陷于日寇的鐵蹄之下。日軍一直進攻到貴州的獨山，逼近山城重慶，這震驚了山城的國民黨黨政軍要人。可以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與國民黨所擔負的正面戰場作戰形成了鮮明對比。

　　在八年作戰中，中國共產黨領導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抗擊侵華日軍的比例是這樣的：1938年抗擊侵華日軍的比例是59%，1939年是62%，1940年58%，1941年75%，1942年63%，1943年58%，1944年64%，1945年69%。不難想象，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在敵后發動全民抗戰，日本侵略者就會集中其主要的兵力用于正面一線作戰，并可充分利用占領區的資源來維持這種戰爭的路線，實現以華制華、以戰養戰的企圖，果真那樣，抗日戰爭的局面將是另一番情景。對此，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在抗戰勝利前夕就明確指出：如果沒有解放區戰場，如果沒有解放區戰場的與敵相持的戰爭，如果解放區戰場的這種戰爭不能在最困難的時期堅持下來，那么日軍必然繼續會長期向西南、西北進攻，而國民黨的政治機構及其軍隊則又必然招架不住，那就不會有什么相持階段，抗日戰爭的局面早已是不堪設想的了。朱德還明確指出，他說任何人如果輕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和解放區英勇戰斗的9千萬人民，對于中國解放事業和對日大反攻的偉大重要性，必將犯很大錯誤，那是一定的。

　　可以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武裝在八年作戰中逐漸成為對日作戰的主要力量，成為中國堅持持久戰的臺柱子，爭取勝利的主力軍，這是中國共產黨作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的第二個方面的表現。

　　在抗日戰爭中，毛澤東就明確指出：中華民族的興旺是一切抗日黨派的責任，是全國人民的責任，但在我們共產黨來看，我們的責任更大。在整個抗戰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的確以民族責任為己任，不斷發展壯大，不斷加強自身建設，真正成為毛澤東所說的英勇作戰的模范，執行命令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團結統一的模范，成為實行抗戰任務的模范，成為統一戰線中各黨相互關系的模范，不斷發展壯大，走向成熟，逐漸成為全國人民的新希望。可以說在抗日戰爭中，民心的砝碼不斷加在共產黨一面，勝利的天平已經開始向共產黨方面傾斜，抗日戰爭勝利之時，國共兩黨勝負大局已定。

　　第一點，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日臻成熟完善。抗日戰爭時期，特別是進入相持階段以后，延安有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毛澤東便集中精力進行了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探索工作。1938年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抗戰時期，是馬克思中國化的重要階段，也是毛澤東思想成熟的重要階段。毛澤東選集四選中有159篇文章，其中有112篇是這一時期完成的，像著名的《矛盾論》、《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都是這一時期的著作。毛澤東集中全黨智慧，深刻分析了中國的社會狀況和階級狀況，精辟總結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法寶，即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深刻揭示了中國革命的發展道路、發展規律，制定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綱領，完成了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的構建。這一理論創新，符合中國的實際，完整解決了有關中國革命和新中國建設的一系列基本問題，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典型體現，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日臻完善成熟。1945年4月到6月，在抗戰勝利前夕，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這是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對中國民主革命的經驗做了一個總結，特別是總結了抗戰以來的經驗。會議決定把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黨的指導思想，并選舉產生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使我們黨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就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以及最后新中國的建立奠定了非常重要的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基礎。這一次代表大會是一次代表著光明的中國之命運的大會。在中國共產黨舉行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1945年5月，中國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國民黨六大的主題是，頑固堅持一黨專政和獨裁，拒絕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并且積極的準備內戰，妄圖獨享抗戰的勝利果實。可以說與中共七大相比，國民黨的六大是一次代表著黑暗的中國之命運的大會。

　　第二點，中國共產黨從各方面加強隊伍建設。抗戰爆發以后，大批的革命者紛紛奔赴延安，到延安后他們又紛紛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到1938年底，中共黨員的人數由抗戰初期的4萬多人發展到50多萬人。由于當時的新黨員大多是充滿著愛國熱情的學生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富有愛國激情，抗日熱情很高，但是又有組織散漫、不服從紀律的特點。為了把我們黨真正建設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政黨，1939年10月，中共中央專門創辦了黨的建設方面的理論刊物《共產黨人》，毛澤東親自為《共產黨人》題寫了發刊詞，在發刊詞中他明確提出，要把我們黨建設成為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組織上、政治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共產黨，并且指出這是一項偉大工程。至此，“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提法一直延續至今。為了團結全黨完成民族抗戰的神圣使命，在抗戰相持階段，中共中央還在延安開展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延安整風運動，整風的主題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我們黨認為只要我們黨的作風正派了，全國人民就會跟著我們學。通過這次整風，總結了歷史經驗。從思想根源上糾正了左右傾錯誤的根源，使我們黨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統一起來。通過延安整風運動，就為抗戰勝利奠定了一個非常堅實的思想基礎。

　　第三點，中國共產黨注重加強根據地的建設。抗日戰爭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還非常重視根據地的建設，根據地的政治建設、經濟建設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進展。

　　在政治建設方面，中國共產黨提出并踐行民主，其主要的標志是“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權的提出和實踐。1940年3月毛澤東提出了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權任務，“三三制”簡單地來說，就是在抗日根據地政權的人員分配上，共產黨員占三分一，非黨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間派占三分之一，如果共產黨員的人數超過三分之一，多余的人就要退出。在“三三制”政權中，黨外人士像非黨左派進步分子、中間派是有職有權的，比如在陜甘寧邊區的“三三制”民主選舉中，黨外人士、著名開明紳士李鼎銘先生就被選舉為陜甘寧邊區的政府副主席，他當選副主席后提出了“精兵簡政”的政策，對這一政策，中共中央毛澤東給予了高度肯定。毛澤東在《解放日報》上親自寫了一篇《一個極其重要政策》的社論來宣傳“精兵簡政”，在《為人民服務》這一名篇當中，毛澤東就這樣說：他說“精兵簡政”這個意見，就是由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來的，他提得好，提得對，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采用了。“精兵簡政”這一政策對敵后抗日根據地渡過困難時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民主和選舉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為了真正實現普遍的選舉，根據農民當時文盲占多數的情況，各根據地普遍采取了形式多樣的民主實現形式，像投豆法、畫圈法、畫杠法、燒香燃洞法這樣的選舉方法，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在鄂皖邊區訪問的時候，親眼看到當地的群眾用手中的黃豆、綠豆、豌豆、蠶豆等作為選票，選出自己中意候選人的情況。他感慨，這是比近代英美還要進步的普選。在抗日戰爭過程中，各種力量都在爭取知識分子。但是結果確是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不畏艱難萬阻奔赴延安，他們來到延安，住的是窯洞，吃的是小米、高粱，不但要工作學習，還要參加生產勞動，有的甚至還要拿起武器到前線作戰，他們為什么這么向往延安？ 就是因為延安有著“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的民主氛圍。

　　除政治上追求民主以外，在根據地經濟建設方面，應該說我們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抗戰爆發以后，中共中央決定采取減租減息的政策，兼顧地主和農民兩方面的利益，把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改善農民的生活結合起來。農民的積極性得到了提高，生產也就得到了發展。1941年抗日戰爭進入最艱苦階段以后，為了減輕根據地群眾的負擔，渡過經濟困難，根據地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像我們上面提到的“精兵簡政”的政策就是其中重要一個政策，還有一個重要政策就是開展以農業生產為中心的“大生產”運動。在陜甘寧邊區，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這些領導人都親自參加了“大生產”運動，部隊、機關、學校等紛紛墾荒開田，紡紗織布。由王震率領的359旅開赴延安以南的南泥灣，通過幾年的辛勤勞動，把荒無人煙的南泥灣變成一個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的“陜北江南”，應該說“大生產”運動是有重大意義的。一方面使得根據地群眾的負擔大為減輕，使得根據地居民生活大為改善，一方面改變了我們黨工作的作風，密切了黨政軍民關系。

　　除了政治建設、經濟建設以外，根據地的文化教育建設、科學技術建設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在這些工作當中，根據地的群眾與我們黨結成了血肉聯系，群眾更加信任黨、信任軍隊。正如當時一首歌唱得好“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民主政府愛人民，共產黨的恩情說不完”。這樣和諧的黨群關系、軍民關系，對在極端困難情況下堅持抗戰，直至取得抗戰最后勝利，應該說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1940年著名的華僑領袖陳嘉庚在比較國共統治區的人民生活狀況以后，就斷言說中國的希望在延安，歷史果真被他言中。

　　在共產黨方面不斷加強自身建設同時，我們來反觀一下國民黨在干什么呢？國民黨在政治上一方面是繼續頑固地堅持一黨專政，個人獨裁。另外一方面是壓制民主。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使國民黨方面極其尷尬，既然中國有新民主主義的前途，既然中國人民可以享有人權自由，為什么還要忍受國民黨一黨獨裁呢？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為了與中國共產黨爭奪話語權，1943年蔣介石親自出馬，請人捉刀寫了一部《中國之命運》的小冊子，大談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對此中國共產黨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歌聲唱徹全國，深入人心。在軍事上，《中國之命運》一書出版不久，國民黨就在軍事上，在正面戰場上遭到了豫湘桂戰役的可恥的大潰敗。對此，當時新華日報發表的社論，就貫以這樣的標題《一黨獨裁，遍地是災》。在經濟上，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并沒有改善人民的生活，經濟惡化，物價飛漲，加劇了人民生活的負擔。在抗戰勝利前夕，國民黨各級黨政官員以“接收”為名，貪污腐化，大發國難才，搞所謂的五子登科，哪五子呢？一是票子，二是房子，三是車子，四是位子，五是女子。這樣就引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最后國民黨是威信掃地，就連原來擁護他的中間黨派也逐漸遠離它，而逐漸向共產黨靠攏。中國共產黨逐漸就成為全國人民的新希望，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第三個方面的表現。

　　經過全國人民的艱苦斗爭，隨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不斷取得勝利，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本向中國遞交了投降書，偉大的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取得了全面勝利。中國人民能夠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并不是偶然的，中國共產黨以自己的堅定意志和模范行動，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我們上面講的這三個方面，就是中國共產黨發揮中流砥柱的一個充分表現。對于這一點，1945年4月，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這篇文章當中就指出，他說抗日戰爭的經驗，給了我們和中國人民這樣一個信心：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作為中國人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

　　2005年9月3日，胡錦濤同志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大會上指出：“中國共產黨積極倡導、促成、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大限度地動員了全國軍民共同抗戰，成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組織者和鼓舞者。中國共產黨堅持全面抗戰路線，制定正確的戰略策略，實施動員人民、依靠人民的路線政策，提出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和一整套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開辟廣大的敵后戰場，成為堅持抗戰的中堅力量。中國共產黨人以自己最富于犧牲精神的愛國主義、不怕流血犧牲的模范行動，支撐起全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成為奪取抗戰勝利的民族先鋒。”

　　我們這講的內容，與這一論斷是切合一致的。

　　好，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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