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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4日，網民爆料稱，成都老太胡麗天多年來19次被抽中為聽證代表，且先后支持過多種漲價，被質疑為政府安排在聽證會上的“托兒”。此論一出，引發網友和媒體熱議。18日，胡麗天整理出詳細的參加聽證的材料，證明自己不是“托兒”，認為“中簽率高，因為報名者少。”（《南方都市報》7月19日）

　　據介紹，胡麗天一共報名參加聽證會40多次，23次被抽中成為聽證代表，如此高的抽中比例，原因在于報名參加聽證的人太少。比如，成都高污染車限行聽證會需要聽證代表8人，報名者只有9人；地鐵票價聽證會報名的只有15人；成都機動車臨時停車調價聽證會，報名者甚至少于需要征集的代表人數。

　　上述事例應屬比較極端的情況，且樣本有限，尚不足以證明“高中簽率”之理所當然，不過大體上也能反映出老百姓參與聽證會積極性不高的客觀現實。也因此，大體上能證明胡麗天并不像媒體報道的那樣，是被政府收買的“托兒”，而是一名熱心公共事務、勇于表達個人訴求的公民。而對她報以冷嘲熱諷甚至肆意謾罵的人，都應該反躬自省，為自己的不嚴謹向胡老太太致歉。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胡麗天沒有被政府“收買”，只能證明她個人的清白，并不能證明聽證會的公信力得到提升。

　　聽證會是一種讓各方公開表達訴求以實現利益博弈的平臺，之所以設置這樣一種制度形式，是希望在政府政策出臺之前，盡可能讓各方分歧充分表達并達成妥協，從而有利于政策更加切合實際，有助于社會利益的均衡與穩定。而揆諸現實，不能不說，由于政府部門的立場偏移，聽證會實際上已經淪為“為漲而聽”、“逢聽必漲”的代名詞。在這一過程中，無論是聽證代表的選擇，還是議題議程的設置，也無論是民意訴求的表達，還是聽證意見的最終選擇，都被嚴密地掌控在政府部門的手中，使得聽證會公開、公平、公正的價值訴求難以得到伸張。

　　仍以胡麗天為例。她所舉例的幾次聽證會，報名人數都非常少，有的甚至少于需要的代表人數，由此產生的聽證代表顯然不具備廣泛性和代表性，嚴格來說根本不具備召開聽證會的基本條件，可有關部門為何佯裝不知呢？為什么不能更廣泛地征集不同利益主體的參與？為什么對無法保證聽證質量的聽證會結果照單全收？

　　再者，胡麗天雖然未被“收買”，但其“力挺漲價”的行為本身，表明其利益立場明顯傾向于政府部門。對此，她表示“我有調查，是自己的判斷”，但同時也承認“總體來說，政府是衣食父母，作為兒女，應該聽政府的話。”可見其價值判斷和利益立場，并非出自理性、客觀、冷靜的分析判斷，而是源于某種特殊的情感。這與聽證會所追求的公平博弈的核心價值相去甚遠。從某種意義上講，胡麗天身為聽證代表，也只能是一種意見的代表，而這種意見十年二十多次反復出現在聽證會上，反襯了聽證會本身缺乏足夠的利益博弈。

　　“胡麗天現象”的出現，說明有關部門對于聽證會不僅存在刻意干涉、主導民意的嫌疑，還存在將聽證會當成某種幌子來兜售自身利益主張的傾向。這樣做，不僅有違各方意見的充分表達，阻礙了利益訴求的公平博弈，也極大地消耗了公眾對政府部門的信任度。（盧荻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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