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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武漢晚報報道，漢陽一名八旬老人，路倒街頭，一個多小時中，圍觀者無人敢施援手，最后等老人的兒子趕到將他送進醫院時，老人已錯過救援時間停止呼吸。

　　2006年的南京“彭宇案”已經過去了5年。這起爭議極大的民事訴訟案件如今留下了兩個影響深遠的的后遺癥。一是路倒老人無人敢扶，二是受傷路人反咬救助的陌生人。這兩種癥狀最近在武漢都有所呈見。

　　一件是8月28日，在漢口鄱陽街附近，一名電動車主扶起一名摔傷的婆婆，被對方咬定撞了人。其后的情節是，電動車主想給200元了事，卻被圍觀者反對，認為助長了歪風，最后交警鑒定非交通事故，事件完結。

　　另一件就是今日武漢晚報報道的這起見死不救事件。

　　嚴格說來，漢陽這位八旬老人，不是死于眾人的冷漠，而是膽怯。我相信圍觀者中有善心者不乏，缺乏的是有勇氣者。除了彭宇案，不久前，江蘇剛剛發生了一起“大巴攝像頭事件”，一位大巴車主殷紅彬，停車施救一名摔傷的太婆，反被對方誣陷撞人，幸而大巴車上裝有攝像頭，還原了事實真相。

　　是的，在人性之惡面前，身在現場的人，譬如漢陽路倒老人的圍觀者，或許都有同樣的問題：如果沒有攝像頭，誰來證明我的清白？

　　老人路倒鬧市卻無人施救，這是社會道義的塌陷，這將讓普通人尤其是弱勢群體陷入不安。然而，挽救的途徑，卻不能止于對當事者良心的譴責，對普通人善心的呼吁，它首先需要的是法律的正確示范。南京彭宇案，天津許云鶴案，除開法律公義受到人情牽扯因素外，更對司法提出拷問。法律條文是否嚴謹？而在執行中，無論案子大小，被告原告身份如何，司法工作者是不是堅守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不是能夠排除人情干擾，能夠放棄左右逢源，片面追求局部和諧？因為短期的“和事原則”，可能在長遠上動搖法律公義。

　　除開司法因素，我們還能在“群體正義”中尋求幫助。在漢口鄱陽街那起事件中，正是因為有人力阻“出錢了事”，才沒有讓“惡”得逞。是的，我們不可能每人隨身攜帶攝像頭，但圍觀者的眼睛都可以做證。“群體正義”可以讓行善者的力量成倍增長。比如漢陽這起路倒事件，如果是多人施救，被反咬的可能性就大大減小，即便不施救，打急救電話，110報警電話，也是舉手之勞。(魯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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