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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7月10日，國務院印發《關于促進紅十字事業發展的意見》，確立了中國紅十字會改革方案。據《新京報》昨日報道，10月中旬，紅十字會總會公開選拔干部，改革序幕就此拉開，但“去行政化”遇阻，未能列入改革方案。

　　2011年，趙白鴿出任中國紅十字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時，改革決心就得到果斷宣示，并一再被強調。

　　作為“官辦慈善”的典型，紅會的問題不局限于自身，問題之積累也非一時一日。“郭美美事件”是一個導火索，顯示今時今日人們對公益慈善機構的認識、判斷與新的期待。在這個意義上，紅會改革不能簡單被當做一個機構的內部改革。

　　有人認為，紅會的問題在于行政化，改革的核心就是去行政化。行政化的深層次問題在于：行政權力借社會組織而向社會領域延伸，而有官方色彩的社會組織，不僅要遵從行政權力的宗旨，也要依照行政規律運作，它的架構、組織、人事自然只能是行政化的。這就是說，紅會可以裁汰編制，在內部進行修補，但是它的身份如何界定，社會組織與政府的關系怎樣擺，問題更為深重。因此，改革須有更高統籌。

　　紅十字會跟很多社會組織有不同。紅十字會不為中國獨有，它是世界性的慈善救援組織。雖然具體到各國，紅會身份有各自的法律表述，但總體原則是身份獨立。在這個前提下，紅會可以與政府保持不同程度的關系——在不少國家，政府官員甚至直接出任紅會職務，有的國家的紅會還可以通過理事職務吸納政府官員，以體現政府意愿。但政府、紅會之間不構成行政隸屬關系。

　　確保獨立身份，同時與政府合作，一方面可以完成慈善救援的本職任務，一方面也可以協同參與政府組織的社會應急、救援工作。這不同于傳統政府的大包大攬，仿佛社會組織總不讓人放心。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創立已近一個半世紀，中國紅會也有百余年歷史。歷史上，中國業已成為兩大紅十字國際組織的成員。隨著會員國的擴充，紅十字會的任務也開始由單一戰傷救護發展到對自然災害的援助、意外傷害的急救、社會福利以及開展世界各國慈善救助事業之間的友好合作，壯大和平力量，促進人類進步事業的發展。無論時勢變遷，雖有問題呈現，但總體而言世界各國紅十字會都堅守一些基本原則，比如公正、中立、獨立、志愿服務、統一、普遍，并不因國家制度的差異而有根本區別。

　　中國有自身國情，但紅會改革，完全可以參照國際通行做法，以明確政府、社會組織的正常關系。紅會受到權力的特別庇護，對權力形成深度依賴關系，幾乎難有高效運作，也沒有壓力和動力去追求效率，此外，“官辦慈善”與民間組織之間也可能因此形成門檻，相互間無法公平、自由競爭，從而也大大削減了社會事業的效率。在這個意義上，去行政化也是去掉行政壁壘，讓政府和社會組織各歸其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