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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海清自稱用祖傳秘法治愈了數百例癌癥，浙江金華市婺城區法院一審判決其生產、銷售假藥罪10年有期徒刑。然而，檢察院的指控始終未能提供因此藥直接或間接造成危害后果的病例。反而有不少癌癥病人要求出庭證明該藥有療效(5月21日《中國經濟周刊》)。

　　表面上講，法院的判決并沒有錯。生產、銷售假藥罪是指生產者、銷售者違反國家藥品管理法規，生產、銷售假藥的行為。根據《藥品管理法》的規定，依法必須批準而未經批準生產的藥品應按假藥論處。倪海清研制的藥品，并沒有經過藥監部門的批準，而擅自出售，構成生產、銷售假藥罪，如此看來，法院的判決并沒有錯。

　　原來的法律規定生產、銷售假藥罪要“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這讓許多沒有經過批準，根本沒有任何療效的藥品受不到查處，耽誤病人的治療，民眾意見很大。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將“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刪去，侵犯的犯罪客體從“人的身體健康權利”變成了“國家對藥品的管理制度”，只要實施了該行為，即使沒有嚴重危害健康也構成犯罪。如此，就加大了對各種假藥的打擊力度。顯然，這一修改更能保護患者的權利。

　　然而，根據倪海清在法庭上的供述，至今為止，大約“救治”了數百個晚期癌癥病人，這里面，甚至還包括他自己。不僅如此，開庭當天，有10位患者及家屬還是來了愿意作證！情理與法的沖突就這樣突兀地擺在我們面前。

　　其實，從法律上講，法律雖然是剛性的，卻并非不能容納“情理”《刑法》規定，“……都是犯罪，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這說明，并不是所有符合犯罪構成的案件，都要認定為犯罪。如果法院能查明倪海清提供的藥品有療效，能給他人帶來益處，完全可以用“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宣告其無罪。

　　當然，我們可能更應當關注類似倪海清一樣的“土郎中”的命運，關注那些民間偏方的命運。因為，藥品管制固然能控制假藥，但同樣帶來官僚與腐敗。例如，倪海清的藥要取得合法身份“須經研究、試驗、審核等多個程序。一個新藥的審批是一個漫長的而且耗資巨大的過程，從臨床前試驗到臨床試驗，從專家評審到管理部門審核批準，耗時長達5至10年，投入的財力物力則是天文數字”。那么，我們的藥品管理部門能否出臺一些快速辦理機制，讓新藥出臺更快些，因為癌癥病人經不起漫長的折騰？

　　再有一個，能否出臺一些靈活機制，例如對于一些絕癥病人，在藥監部門的監督下，在病人及其家屬的自愿前提下，允許他們試用那些民間偏方，讓民間偏方找到出路，也給癌癥病人以最后的希望，讓我們的“情法沖突”降低到最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