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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年前的5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習仲勛因病逝世。

　　提起習仲勛，廣東人有著特殊的感情。1978年春至1980年底，習仲勛主政廣東，其時間雖然不長，卻正處在歷史大轉折時期。在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支持下，習仲勛以“殺開一條血路”的精神，推動廣東設立經濟特區，率先實行對外開放。作為向中共中央建議設立經濟特區的第一人，廣東改革開放的奠基者，習仲勛推進中國改革開放的業績正日益受到海內外學者的重視，著名漢學家、美國學者傅高義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一書中就作出了這樣的評價，“當全國還籠罩著‘文革’的陰影時，習仲勛就開始在廣東擴大農村市場和開辟經濟特區方面發揮作用。”

　　傅高義所說的“擴大農村市場”、“開辟經濟特區”，而今聽來似乎稀松平常，但如果對當年的社會經濟現實略有所知，對乍暖還寒的政治氣候稍存記憶，便能準確掂量其中的意義。據2007年中共黨史出版社公開出版的《習仲勛主政廣東》一書所記，當時廣東仍然實行農副產品的統購政策，向城鎮居民發40多種限量供應的票證，但市場上商品奇缺，一位市民把兌不了的魚票寄給了習仲勛。這件事給了習仲勛強烈刺激，他決定以價格改革和搞活城鄉流通為突破口，在全國率先進行農副產品價格和購銷體制改革。1978年12月25日，廣州率先在全國辦起第一間行欄貨棧——— 廣州市河鮮貨棧，這一改革打破了長期以來由政府統一制定農副產品價格的局面，邁開了農副產品放開價格的第一步。

　　撫今思昔，能不能說今天廣東乃至全國農副產品市場的空前活躍、消費的極大豐富就是受益于習仲勛當年的改革呢？然而這樣的改革置諸往日，卻意味著很大的風險。放開價格，是“計劃”還是“市場”？姓“社”還是姓“資”？當年類似的質問可以不假思索，卻往往會讓改革者如芒刺在背。

　　頂住這樣的壓力，胸懷改革抱負的人需要膽識，需要其能夠清醒認知中國問題的癥結，更需要他對國家民族抱持堅定的責任感。鄧小平談到改革開放時常會使用一個比喻，“殺開一條血路”，而改革開放之所以成為一條“血路”，實因中國改革者的最大對手，就是來自“左”的干擾，這種干擾由于其表面的色彩，常常讓人無法辯論和說理，其破壞和殺傷力因此最為強大。

　　也許正是敏感于上述現實，在習仲勛逝世11周年之際，其一句“一輩子沒整過人、一輩子沒犯左的錯誤”的自我評定引發了輿論的強烈關注。人們驚嘆之余，也在思索：滔滔者天下皆是，在時代的洪流中，習仲勛何以能夠特立獨行？

　　首先當然歸因于個人的品格。其次則應考察國家和人民利益在其心中的分量如何。習仲勛到廣東時，正是群體性偷渡外逃香港最嚴重的時期。1979年1-5月，全省偷渡外逃人數高達12萬人，逃出的近3萬人。習仲勛為此到問題嚴重的原寶安縣城考察，在沙頭角鎮“中英街”，看到香港車水馬龍，寶安冷落蕭條，他十分難受，對陪同人員說：“解放快30年了，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邊卻破破爛爛。”正是這種強烈而鮮明的感性認識，使習仲勛摒棄了把外逃民眾視為階級敵人的錯誤做法，從而采取了制止群體性外逃的根本措施，即發展經濟提高民眾生活水平。據《習仲勛主政廣東》一書統計，到1979年11月，全省偷渡人數下降到只有近百人。

　　究竟是色彩和口號重要，還是人民的富足和尊嚴重要？處理偷渡風波，原本存在著兩種不同思路，而這兩種思路的難易程度則眾所周知，如果一個領導人對民瘼沒有強烈的感同身受，他怎么可能舍易就難，甘冒不確定的風險？

　　今天紀念習仲勛，就是追懷其敢為人先的精神和視民如傷的情懷。習仲勛和他同時代的改革者們一起，從民眾那里看到了變革的迫切愿望，初步完成了釋放這一愿望的任務，這是他們那一代人的歷史使命。如何從他們那一代改革者身上吸取力量，端在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