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稅務總局近日宣布，2012年，我國反避稅貢獻稅款346億元，最大單案補稅8.43億元，消除國際雙重征稅64億元，達成或簽署雙邊預約定價安排11例。

　　2012年的346億元與2005年的4.60億元相比，增長74倍，年均增長85%。反避稅貢獻稅款連年增長的背后，是我國反避稅體系的日漸完備，有關專家認為，中國的反避稅防控手段在國際上已經處于較高的水平。

　　中國反避稅體系

　　美國杰出政治家本杰明·富蘭克林曾經說過，在這個世界上，只有稅收和死亡是不可避免的。雖然稅收不可避免，但企業和個人通過各種稅收籌劃及選擇避稅地，使規避稅務成為常態，有些不法企業也選擇偷稅、漏稅。

　　偷稅漏稅已經觸犯法律，但“避稅不是偷稅、逃稅，它是在合法的范圍內進行的”，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志勇說。

　　楊志勇說，“避稅是在不違反稅法規定的前提下，達到少繳稅或不繳稅的目的。”避稅雖然不違法，但納稅人為少繳稅而采取的一些舉措與稅收立法精神相違背，一些“投機取巧”的行為，不但導致國家的稅收減少，也會對市場公平競爭環境造成不利影響。

　　而各國則通過各種反避稅手段，堵住這些漏洞。反避稅指國家采取積極的措施，對國際避稅加以防范和制止。長期以來，避稅和反避稅就像貓鼠游戲一樣，彼此制衡。

　　轉讓定價，就是最常見的一種避稅行為。中翰國際轉讓定價聯盟合伙人王駿說，轉讓定價是利用關聯企業，將利潤轉移到國外。比如，一家生產衛生紙的跨國公司，出口1公斤衛生紙賣到4121美元，關聯公司采購成本增高，利潤減少，自然就可以少繳甚至不用繳企業所得稅。

　　資本弱化是另外一種常見的避稅行為。

　　王駿介紹，資本弱化是企業通過加大借貸款而減少股份資本比例的方式增加稅前扣除，以降低企業稅負的一種行為。因為貸款利息可以稅前扣除，而股息是要繳稅的。有些企業在籌資時多采用借貸款而不是募集股份的方式，來達到避稅的目的。

　　楊志勇指出，中國的反避稅從改革開放后就已經有了。2008年，中國開始實施新的企業所得稅法，規定了“特別納稅調整”條款，這是中國第一次較全面的反避稅立法。其中不僅包括轉讓定價和預約定價，還借鑒國際經驗，首次引入了資本弱化、受控外國企業等規定。

　　2010年，中國反避稅工作對稅收增收的貢獻合計102.72億元。2011年，中國通過反避稅手段增加稅收貢獻239億元。

　　據統計，“十一五”期間，中國反避稅個案的平均補稅金額，已由2006年的383.62萬元增長到2010年1461.54萬元，年均增長39.71%；補稅超過千萬元的案件155個，超過億元的案件12個。

　　楊志勇認為，中國的反避稅防控手段在國際上已經處于較高的水平。另外一個比較有說服力的例證是，英國《轉讓定價周刊》發布的世界前十名轉讓定價制度較嚴的國家，中國已從2007年的第八位上升到2010年的第三位，僅次于日本和印度。

　　反避稅：平衡木游戲

　　自改革開放以來，深圳的稅務部門就一直是中國反避稅的橋頭堡。

　　2012年，深圳市國稅局全年新立案3戶，結案兩戶，兩戶補繳企業所得稅1.13億元(含利息)，簽署雙邊預約定價1例，追溯調整補稅7100萬元。全年反避稅補繳入庫金額近3億元(含1戶2011年結案企業)。

　　總部位于美國的一家世界500強設在深圳的某科技公司成立于2005年，2008年該公司將進料加工生產模式轉變成來料加工后，2008年度主營業務收入便由2007年的過百億元急劇下降到3億多元，利潤驟減為2000多萬元，此后兩年均如此。同時，相關資料還顯示，該公司在剛進入企業所得稅減半征收期即開始進行重大變革，使應納稅所得額巨減，具有明顯的避稅嫌疑。

　　深圳市國稅局反避稅小組花了半年時間全面審查了該公司2005至2010年的全部會計賬冊、憑證、公司內部文件和其他資料，調取了與其關聯交易相關的境外合同、財務報告等資料。最終確認調增該企業應納稅所得額7.33億元；補繳企業所得稅1.01億元，并相應加收利息700多萬元，合計1.08億元。另外，根據《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試行)》第四十五條的規定，深圳市國稅局還將對該公司進行5年的反避稅跟蹤管理，預計從2011年至2015年增收企業所得稅3億元。

　　反避稅是一把雙刃劍，不反，很多企業就選擇避稅；但反的力度太大，又會傷害外資企業的投資力度，進而傷害到經濟發展。反避稅就是走在平衡木上，既要保證稅收合理征收，又要不影響投資和經濟發展的速度。

　　反避稅的執行部門是各地國稅局國際稅務處的反避稅科，據深圳市國稅局主管反避稅工作的副局長陳捷介紹，目前該局專職從事反避稅工作的人員4人，兼職兩人。

　　蘭州市國稅局國際處的楊乾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2008年時，反避稅的專業名詞很多人不懂，但現在這批反避稅人員的業務都已經相當熟練。反避稅的調查程序已經形成。

　　“三年吃一戶，一戶吃三年”，反避稅主要是盯住那些“大戶”。楊乾說，價格偏低的股權買賣會引起反避稅人員的注意。蘭州市每年的反避稅增收兩三千萬元，沿海發達省份，反避稅稅收增收最見效益，江蘇省反避稅稅收增收可達近百億元。

　　現在最難查的是國際股權轉讓，楊乾說，跨國公司最復雜的股權轉讓甚至可達30多層，中國能查到第6層，而美國可以查到第17層。

　　國家稅務總局稱，2012年，我國與9個國家就29個案件進行了16次雙邊磋商，達成或簽署雙邊預約定價安排11例，轉讓定價相應調整9例，為跨國公司消除國際雙重征稅負擔64億元。這是我國達成或簽署雙邊磋商案件最多的一年。截至今年4月底，我國對外共達成或簽署雙邊預約定價安排29例，轉讓定價相應調整31例。

　　“國際稅務情報交換特別重要。”楊志勇說，缺少這一環，僅靠一國的力量是很難進行國際反避稅的。

　　楊志勇認為，只要各國稅負有高低，稅法不完善，避稅就會產生，反避稅是一項長期常規工作，不能靠運動式嚴打解決問題。

　　他說，加強反避稅工作，在不斷完善稅收法律法規的同時，還需要加強專業人才的培養，暢通稅收信息情報的搜集交換，更加全面地掌握企業特別是跨國企業的經營活動，才能從中發現線索、找出破綻，有效遏制避稅行為，堵住稅源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