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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不公是一個為社會所詬病的問題，它也損害了司法的公信力。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鄭鄂認為，司法不公的原因絕大多數并不是因為司法腐敗，“我們沒有真正找準影響司法公信力的因素，其中司法行政化是導致司法公信力下降的因素之一。”而廣東法院系統當前正在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正是去行政化，促進公正司法。????

　　一個走向法治的國家，司法有許多東西要做，從人治的司法走向法治的司法，政治和司法的關系是回避不了的問題。當下，社會各界和法學界都在問，如何乘著黨的十八大的東風，進一步完善司法體制，進一步提高司法公信力？一個鏗鏘有力的聲音，便是去行政化。當然，對于這一論題的論述已有多年，但是落于實處，具體到司法實踐之中，法官不免還是被告知——判案要有政治意識。在走向法治的當下中國，司法行政化已成為習慣，在理論上，司法要服從大局，服從社會效果，服從于上級法院，這都是司法行政化的表現。

　　被視為司法行政化最典型的表征便是“個案請示”。下級法院在案件判決前，往往通過各種方式獲知上級法院的態度。也正因此，當事法官遇到重大案件時不會為自己的判決而擔憂，因為裁判風險或者說個人風險被輕易化解，自己的司法理性常忽略不計。上訴程序本身就是另行設置的確保司法公正的防范程序，但在“上情下達”的司法裁判模式下，二審程序不過是過場而已，因為一審判斷早已體現了二審法院的意志。

　　司法行政化的更多弊端無需贅言，法官若不能真正為自己的判決負責，所謂獨立性無從談起。鄭鄂院長表示，我們傳統的審判方式已經不適應社會發展，因此必須尋找科學的審判方式。去行政化，讓法官真正成為法官是其中的重大命題。深圳福田區法院、佛山中院正在推進審判長負責制改革，便是為了改變以往層層審批的辦案模式，讓法官通過自己的司法理性、司法邏輯、司法倫理，獨立行使審判權，為自己所作出的判決負上責任。在選任審判長開始之前，便已經采取了過問案件登記制度等阻擊外界干預法官斷案的機制，在一定程度上阻嚇外界對于案件的非正常因素插手。事實上，也只有建立在獨立審判基礎上的法官錯案責任追究制度才會真正落于實處，讓法官責任回歸。這樣的做法還是法院系統對于獨立行使審判權所作的最大可能努力，而行政化的干預往往又不以法院內部的意志為轉移。正因此，鄭鄂院長強調，更大步伐的改革，就需要中央進行大的框架內的頂層設計。顯然，在更大程度上保障審判權的獨立行使，已經不是一地法院所能推動的改革。

　　司法行政化的實質是司法人治化、司法的非規則化，最終將導致法律的失效。法治社會的首要特點是法大于權，法大于權自然要求司法去行政化，否則司法就難免變異。立法者以人的尊嚴為最高立法原則和法官唯法律是從的司法原則，是法治社會的最高原則。從該原則出發，司法趨于去行政化，是派生出來的司法原則，是最基本的司法原則。黨的十八大以后，我們欣喜地看到，一些對司法的非正當干預已經有所放緩。從這個角度而言，廣東司法體統在司法去行政化道路上的努力，將為整個司法體制改革破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