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正處于工業化中后期和城鎮化加速發展的階段，突發環境事件高發，環境總體惡化的趨勢尚未根本改變。近期不斷曝光的環境污染事件頻繁刺激國民內心的同時，也把多年來的污染容忍推上“臨界點”。今年來，中央高層領導多次密集強調把環境保護放到更加突出位置，加大環境治理和環保執法力度。

　　環境污染事件頻發 大氣、水污染突出

　　今年初，中國大范圍地區遭遇霧霾襲擊，呈現日數多、范圍廣、影響大的特點。今年1月京津冀共計發生5次強霾污染過程，全月只有4天晴好天氣，北京成為國人心目中新“霧都”。而3月份，全國霧霾日數為3.3天，比常年同期偏多1.1，創52年來新高。一時間，人們似乎陷入霧霾恐慌，在此期間多個城市口罩、眼藥水等物品脫銷。據統計，今年以來，受霧霾影響的人群達到8億以上，人口密度高的城市群地區——京津冀、珠三角、長三角尤其嚴重，民眾置身于空前的空氣污染中。

　　除大氣污染外，近半年多起水污染事件也引發社會強烈關注。2012年12月31日，山西長治潞安天脊煤化工集團發生苯胺泄漏事故，8.68噸苯胺排入濁漳河。然而直到2013年1月5日下午，長治市才向下游的河北、河南方面通報有關情況，隨后引發邯鄲、安陽等地民眾恐慌并導致搶水風波。事件還引發公眾質疑和憤怒，為何事故發生5天后長治市才向社會公布消息，在此期間下游居民是否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喝過受污染的水？此外，有媒體質疑當地政府存在謊報、瞞報的嫌疑。最終，長治市長被提名免職，共有38名相關責任人受到處理。

　　今年2月份，有網友爆料稱山東濰坊部分化工企業、造紙廠將污水通過高壓水井壓入地下，并引發大量討論。2月17日，濰坊市環保局表示已排查企業715家，未發現地下排污問題，并宣布為進一步征集線索，對相關舉報人最高將獎勵10萬元。此后不久，環保部開展的華北平原地下水污染專項檢查發現，有55家企業存在利用滲井、滲坑等排放、輸送或者存貯污水。此外，中國地質科學院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華北平原淺層地下水綜合質量整體較差，且污染較為嚴重，遭受不同程度污染的地下水高達44.13%。

　　同樣是在今年的3—4月份，媒體曝光河北滄縣張官屯鄉小朱莊村地下水變紅，近700只雞喝后死亡。村民稱水變紅已經超過10年，懷疑與化工廠污染有關，多年來多次向有關部門反映無果，無奈只好買純凈水喝。然而面對媒體采訪，滄縣環保局局長鄧連軍用“水煮紅小豆”類比解釋“紅色井水”，引來“炮轟”，被網友戲稱“紅豆局長”。媒體質疑，一個環保局長，面對著事關幾百人生命健康的嚴重污染，為什么要如此表態？隨后水質檢測結果顯示，當地紅水最嚴重的區域苯胺含量超標70多倍。最終，該環保局長被免職。

　　此外，今年3月5日，有媒體曝出黃浦江上游發現大量死豬，這一地區正是上海市飲用水的取水水源所在地。隨后幾天，黃浦江水域開始陸續打撈死豬，撈出死豬的數字從最初的幾十頭，發展到幾千頭。上海方面則表示，打撈的死豬全部運至動物無害化處理中心焚燒處理，并稱當地水廠進水原水和出廠水中加測的6種病毒及5種細菌均為陰性，水質穩定。這一事件不僅引發社會對水污染的關注，也引發對病死豬處理的討論。隨后，全國多地病死豬亂丟現象被曝光。

　　近半年發生的多起環境污染事件與大氣、水有關，這二者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同時影響范圍廣泛，自然也成為公眾最關心的對象。

　　高層接連發聲 打擊環境違法不斷加碼

　　環境污染事件頻繁刺激國民內心的同時，也把多年來的污染容忍推上“臨界點”。要求治理污染、保護環境的呼聲不僅在民間響起，中央高層也對此發聲。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4月25日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強調，要把環境保護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抓緊研究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強化重點流域和地下水污染防治。5月24日，習近平在主持政治局學習時強調，在生態環境保護問題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則就應該受到懲罰。

　　而在此前的3月份，李克強在擔任國務院總理后的首場記者見面會上坦言，對中國東部比較大范圍出現霧霾天氣心情很沉重。

　　6月上旬，李克強在河北考察時強調，要加大環境治理和環保執法力度，督促企業落實環保責任。隨后，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大氣污染防治十條措施，要求強制公開重污染行業企業環境信息，加大違法行為處罰力度。

　　除高層領導人批示外，相關部門亦組織專項活動整治環境問題。今年年初，公安部集中部署各地重拳打擊污染環境犯罪活動，偵破一批污染環境重大案件，共抓獲犯罪嫌疑人118人。公安部有關負責人表示，將全力加大打擊污染環境犯罪活動的工作力度，保持嚴打高壓態勢。

　　今年1至5月份大氣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中，17個城市有鋼鐵企業，對此，環保部已掌握9.7億噸鋼鐵企業名單、排放情況全部，并將展開調查。此外，環保部于2月下旬至3月開展華北平原排污企業地下水污染專項檢查，查處各類環境違法行為558件，并對88家企業處以罰款。

　　除執法外，國家還在立法領域加強環境保護。6月26日至29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對環境保護法修正案草案進行二次審議，此前，環境保護法是要“大修”還是“小修”這一問題曾引發爭議。中國現行環境保護法誕生于1979年，1989年作過修訂，很多條款難以適應當前環境保護的需要。有學者呼吁，為發揮其環境保護的根本大法作用，應該進行較大的修訂，為打擊環境犯罪鑄造利劍。據媒體報道，在27日的分組審議中，“大修”成為主流聲音。

　　另外，此前的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解釋》界定了嚴重污染環境的十四項認定標準，要求依法嚴懲環境監管失職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騰表示，《解釋》降低了污染環境罪的定罪量刑的門檻，比如過去污染環境造成一人以上死亡的才能定罪，現在一人以上重傷就可以。他表示，鑒于當前環境形勢、污染的情況非常嚴重，在司法解釋中著重考慮了從嚴打擊。

　　環保執法不力探因：亟待沖破利益藩籬

　　談及環保執法不力的深層原因，中國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副會長高利紅表示，現在的執法體制很難保障執法人員嚴格依據法律規定來執行，執法往往受制于各種復雜的利益制約從而偏離法律的規定。她指出，解決目前環保執法中存在的問題，需要嚴格依法行政，保障執法人員依法執行的權力，尤其是要堅持嚴格的執法程序，避免依手諭、口諭、會議精神執法的現象。

　　環保執法要真正落到實處，環境信息公開不可或缺。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環境法專家楊素娟在接受中新網記者采訪時說，政府要加強責任意識，積極推動企業尤其是重點污染企業的信息公開，對一些違法企業予以曝光。特別是在應對突發環境事件方面，掩蓋解決不了問題，政府應及時公布信息，指導公眾及時規避風險，減少不必要的損失。對此，備受關注的環境保護法修正案草案二審稿專門增加一章來保障環境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的權利。

　　環保執法亦離不開公眾參與，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周珂說，中國法院受理大氣污染案件的數量非常低，大氣污染因其受害群體不確定、損害后果不明顯，很難提起公益訴訟。公眾參與的具體制度還需要進一步細化，例如提起公益訴訟的主體、公眾監督的權利應當在立法中更加明確，并在管理機制上加以確認。

　　對此，環境保護法草案二審稿亦有了明確規定，對于污染環境、破壞生態，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中華環保聯合會以及在省、自治區、直轄市設立的環保聯合會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此外，還有專家指出，目前中國環境犯罪形勢的懲處機制處于低效運作，對一些重大環境違法行為刑事懲處缺位，“以罰代刑”的現象普遍。因此，應提高環境違法案件的懲處力度，需加強與公檢法之間的聯動，做到無縫對接，最大限度地從源頭預防和減少環境違法行為。

　　談到環境治理的前景，楊素娟說，中國的環保制度還是比較先進的，相關法律法規、環評制度等都有，國外無非也是這些，問題出在中間環節。她對修訂中的環境保護法充滿期待，認為環保問題會在立法方面取得一定突破。但最重要的還是法律理念，“有先進的法律并不一定能解決問題，前提是要每個人都尊重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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