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空作業的工人。CFP

　　核心提示

　　●需求結構不平衡，居民消費率長期偏低，“中產陷阱”影響日益凸顯

　　●“階層固化”苗頭顯現，人員流動的通道變窄，成為不容回避的難題

　　●讓再分配環節更趨公平，進一步降低基尼系數，藏富于民

　　國家統計局7月15日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649元，中位數則為11938元；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4817元，中位數則為4171元。

　　通過分析可以看出，上半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中位數相差1711元，與去年同期1572元相比有擴大趨勢；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與中位數相差646元，與去年同期613元相比也有小幅上漲。

　　“平均數”和“中位數”差距擴大的現象再次說明，我國轉型中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事實。這一事實也警示我們，在我國從中等收入國家向中等發達國家邁進的時期，容易出現經濟發展失調、收入差距擴大等問題，使得發展容易掉進“中等收入陷阱”。

　　未來，中國會不會深陷其中，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這道坎兒？

2013年上半年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收入情況

　　1、“安全感”缺失：中產階層的困惑和焦慮

　　姚立新是北京市某高校2012年碩士畢業生，目前在一家高新技術企業從事新材料的研發工作。和眾多“北漂族”一樣，他每天上班要擠地鐵，下了班就宅在家里玩網游，因為“外面的那些娛樂消費都太貴了”。

　　談到自己的收入支配問題，姚立新說，自己就是給北京GDP“扯后腿”的，“除了日常開銷，我基本沒給GDP作什么貢獻”。

　　他介紹說，自己每個月的平均稅前收入約7200元，包括基礎工資、職位工資和獎金。扣除五險一金800元及個稅207元后，實發工資約6000元。在有些人看來，對剛畢業的學生來說這一工資水平已經很不錯了，但除去各種開銷后，他的積蓄不到工資的一半。

　　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與一個同學合租一套房子，租金2000元；每個月基本伙食費和其他花銷約1500元，加上交通費、手機費、上網費、水電費等開支600元，每個月的積蓄不足2000元。

　　姚立新說，生活在北京讓他覺得很沒有安全感，就算老板給加工資，也趕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

　　姚立新說出了很多人心中的感受。家庭收入不斷上升，消費能力卻并未同步增長，投資理財之路崎嶇難行、對未來生活充滿焦慮不安……當我們的國家正面臨“中等收入陷阱”挑戰之時，很多人也感到自己在不知不覺中陷入“中產陷阱”。

　　由于需求結構不平衡，我國居民消費率長期偏低，“中產陷阱”影響日益凸顯。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一鳴說，2001年至2010年，我國投資率從36.5%上升到48.6%，消費率則從61.4%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費率從45.3%降到33.8%，遠低于發達國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低于“金磚國家”的巴西、印度。

　　專家指出，任何一個高收入國家都是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導的“消費型社會”。而我國政府、企業和居民三大收入主體結構中，天平不斷向政府和企業傾斜，政府和企業在獲得高收入增長的條件下，將較多資金用于投資。分配失衡制約著消費能力，居民消費較難擴大。

　　王一鳴分析說，對發展公平性重視不夠是陷入“中產陷阱”的一個重要原因。公平發展不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創造更為均衡的發展，還能夠減緩社會矛盾和沖突，從而有利于經濟可持續發展。

　　“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大誘因是社會風險，即沒有實現經濟社會同步發展，導致一系列民生問題和社會矛盾，進而影響經濟增長。

　　中產階層的焦慮警示我們，近年來，由于社會事業與經濟建設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長趕不上GDP增長，民生改善遠遠落后于經濟發展，百姓普遍感覺“國強民不富”“幸福指數不夠高”的問題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

近年來，國家出臺多項舉措，不斷加大強農惠農富農力度。CFP

　　2、“階層固化”凸顯： “中等收入陷阱”社會風險加劇

　　在中產階級面對的困惑面前通道，我國“階層固化”苗頭顯現，人員流動的路變窄，這一問題成為我們研究“中等收入陷阱”中一個不容回避的難題。

　　中國社科院社會所發布的研究報告稱，我國中間層只占人口的23%，遠低于發達國家70%左右的比重。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認為，在城市人口中，本地人、外地人，體制內、體制外，戶籍、出身……不同標準給人們貼上不同的標簽，不同人群“被進入”不同的發展通道，人群結構“代際分化”，底、中、上的階層分野正在加劇。

　　進入中等收入階段，收入差距往往呈現擴大趨勢。近年來，我國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不同群體之間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從城鄉看，1979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2.53倍，1983年降到1.82倍，之后持續擴大，2009年擴大到3.33倍；從不同收入群體看，2000年城鎮20%的高收入戶收入是20%低收入戶收入的2.1倍，2009年擴大到5.7倍，農村由同期的6.5倍擴大到7.5倍。

　　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已經成為社會高度關注的焦點，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必將成為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大隱患。從拉美和東南亞等一些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教訓看，一個共同特征就是沒能有效解決收入差距擴大問題。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自2000年起，我國基尼系數越過0.4的警戒線，2006年曾達到0.49，之后雖有所下降，但目前仍近0.5。不同人群間收入差距的鴻溝加寬，仇官、仇富、仇不公等情緒出現，社會矛盾觸點密、燃點低，群體性事件增多。

　　從全世界看，收入差距過大雖不是用來判斷是否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標志，但它加劇了不平衡，導致的社會問題很可能引發一國落入“陷阱”。拉美一些國家到上世紀90年代末的基尼系數仍高達0.6以上，占其人口1%的富人擁有全部社會財富的逾50%，而20%的貧困家庭僅擁有2.5%的社會財富，這正是有的國家遲遲未能邁進高收入國家行列的一個原因。

　　此外，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仍不健全，標準過低、覆蓋面仍過小，一部分人生活陷入困難，易產生不滿情緒，形成不安定因素。

　　“目前的社保體系，一方面，難以對中低收入階層起到有效保障作用，另一方面，不利于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者增加消費。”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指出，社會保障存在的制度和政策障礙問題不解決，就很難發揮社會保障本身的社會再分配功能和社會基本生存保障功能。

　　3、跨越“陷阱”： 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

　　據專家測算，到2022年，我國就將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今后10年是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期。

　　“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蔡昉指出，在初次分配領域，首先要糾正以往只講效率、不講公平的做法：“例如，針對行業收入差距中的不公正現象，就應該要求打破行業壟斷，引入競爭因素，創造企業充分競爭環境。同時，也要對那些具有壟斷地位企業的薪酬進行合理規范和調控。”

　　“從其他國家經驗來看，‘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必然的，西歐、美國、日本等國家都成功地逾越了中等收入階段，成為高收入國家。”王一鳴認為，下一步，要將調整收入分配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從企業層面來講，勞動報酬的增長應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保持同步，“應建立和完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引入科學機制，給職工表達訴求的渠道和平臺”。

　　“要消除阻礙農民工變為市民的戶籍、社保等障礙；保持就業的持續擴大，尤其著力解決大學畢業生技能與市場需求不匹配的問題，以及農民工等群體的就業問題。”蔡昉指出。

　　跨越“陷阱”，必須不斷縮小貧富差距。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鼓勵“先富”，更須實現“共富”。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鄭功成認為，應以工資改革為核心，提高勞動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讓再分配環節更趨公平，進一步降低基尼系數，藏富于民，著力提高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政府要在社會保障、財政轉移支付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在此基礎上，壯大中間階層，多創造低層社會成員向上流動的機會，讓弱勢群體不被邊緣化，提升全民的幸福指數。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鋼則認為，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在于能否主動、徹底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低水平、低質量、不可持續的發展轉向高水平、高質量、可持續的發展。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張卓元也表示，轉方式調結構是世界上許多中等收入國家面臨的共同難題，也是我國避開“陷阱”、再上臺階的現實選擇。“要從中等收入國家變為中等發達國家，關鍵就看今后十年尤其‘十二五’是否真正轉變了發展方式，而非短期內經濟是否保持超高速增長。”張卓元說。

　　胡鞍鋼進一步解釋說，消解“中等收入陷阱”的復雜誘因，歸根結底靠體制機制改革。“‘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更加重視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越是深化改革的攻堅期，越要用好政府和市場這兩只‘手’，在利益格局日益復雜多變的情況下，推動市場化改革的深層次破冰，在經濟轉型中注重政府轉型，最大限度地釋放發展活力，拓寬發展空間，為跨越‘陷阱’助跑。”（本報記者邱玥 李慧 本報通訊員 閆蕭竹）

　　我說幾句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常修澤：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實施均衡性改革戰略。均衡性改革的前提是構建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環境的五環式改革布局，且每一環改革都要有均衡點。比如，經濟改革主要是尋求市場化與公正化之間的均衡點。如果打破了市場化，則不可避免地導致經濟后退；如果打破了社會公正，則不可避免地導致社會動蕩。再如社會改革，應尋求多元階層“社會共生”的均衡點，努力形成“窮人不能再窮、富人不能出走、中產必須擴大”的局面。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蔡洪濱：

　　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是提高社會流動性，防止社會階層固化。對許多國家的研究表明，社會流動性越高的國家，其長期經濟增長速度就越高。典型的例子就是歐洲國家的高社會流動性帶來了經濟的高增長，而拉美國家的低增長速度在相當程度上源于其過低的社會流動性。社會流動性的下降，正是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我國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需要采取有效措施逆轉社會流動性下降的趨勢。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孫學工：

　　我國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道路上面臨經濟、社會和環境等方面的挑戰。面對新的挑戰，需要探尋新的發展模式。新的發展模式的關鍵要素應該包括：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戰略，以創新為中心的產業結構調整戰略，以消費為中心的內需拉動戰略，以農民工市民化為中心的城鎮化戰略，以內外平衡為中心的對外經濟戰略，資源節約和環境可持續戰略。要推動我國經濟向這一新的發展模式轉型，需要進一步推進重點領域的改革。

　　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鄭秉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國與拉美國家相比盡管有一些優勢，但仍有很長的路要走，還面臨很多風險，如果處理不當，每一個風險都有可能導致我國經濟發展出現問題。吸取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訓，一是要抓住轉變發展方式的歷史機遇；二是要理順財產制度，實現包容性增長；三是要保持福利水平提高與經濟增長同步；四是要保持城鎮化與經濟發展同步；五是要警惕民粹主義；六是金融改革要慎之又慎。（邱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