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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有人主張道德為資本，并提出了“道德資本”概念。“道德資本”概念提出者的本意也許是反對經濟活動中的巧取豪奪、欺詐誆騙，主張在市場經濟活動中以合道德的方式、手段追求企業利潤。這種本意當然不失合理。如果這只是經濟活動第一線實務工作者所提出的一個樸素口號，亦可理解。然而，作為一個理論命題，“道德資本”概念本身卻有諸多理論訛誤。概括來講，主要有三大誤區。??

　　“道德資本”中的“道德”、“資本”概念應如何理解

　　“道德資本”中的“道德”、“資本”概念應如何理解或規定？就“道德”概念而言，首先面臨的問題是：是否任何一種“道德”(或道德價值)都能為市場經濟活動帶來經濟價值，成為經濟活動中的“資本”？結論顯然是否定的。禁欲主義、回歸自然簡單生活的自然主義等道德價值即是明證。總體上說，“道德資本”中的“道德”，甚至也不是通常人們理解“道德”概念時所首先聯想到的利他、自我犧牲等意義。此處的“道德”，在總體上只能被理解為經濟活動中的誠信守法、生產營銷管理活動中的人本取向、公關中的公益活動等，且服從并服務于經濟活動中對于利潤最大化的價值目的。借用康德的說法，此“道德”至多只是“合乎律令”的德行，而非“本乎律令”的德性。

　　同樣，此處的“資本”概念也不可泛論。它既不是嚴格經濟學意義上的，也不是嚴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之所以說此“資本”概念不是嚴格經濟學意義上的，是因為嚴格經濟學意義上的資本是可以度量、簿記的。至于此處“資本”概念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資本”概念，更是有天壤之別。馬克思透過“資本”范疇看到的是社會利益矛盾與沖突。在馬克思那里，資本的本質不是物，而是生產關系，資本的每一個毛孔都是骯臟的。軍火商喜歡社會動蕩、遍布戰爭硝煙，制藥商樂見流行病，棺材鋪老板希望多死人，資本的這種逐利本性恐怕是無人能夠否定的。在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道德”與“資本”的聯姻不可想象。馬克思的立場至少告誡我們：不要妄言“道德資本”。

　　如果立足于工具理性立場而不是價值理性立場來把握與理解“道德”，將會使社會道德根基崩潰

　　如果居于工具理性的立場理解問題，那么，任何事物都可以作為工具、手段對待，都可以作為實現某種目的的資本或手段。自然資源、知識能力、金錢權力、年齡膚色、美貌姿色等概莫能外。按此工具理性理解邏輯，道德也不例外，自然可以作為“資本”存在。然而，問題的關鍵恰恰就在于：道德在根本上是否可以在工具理性的意義上被把握？在根本上，道德究竟是人類的終極價值關切，還只是手段性存在？事實上，此問題在東西方思想史上已是一種常識。自古以來，東西方思想史上，從來就沒有絕對否定道德的工具性價值，焦點只在于道德的終極性價值。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均以自己的方式提出了目的性善與工具性善的問題。后世的爭論，大抵是在此基礎上的展開。康德當年宣揚“人是目的”，所批判與否定的正是“人是手段”的價值立場。康德堅持“人是目的”的啟蒙立場，并不妨礙他承認在具體實踐中人的手段性存在特質。不過，人的這種手段性存在特質以人是世界的絕對價值目的為根基。因而，“人是目的”與“人是手段”，以及其中的“目的”與“手段”，不是同一邏輯層次或價值層次的關系。這就不難理解，盡管康德并不否認在具體現實中人的手段性特質，但是，他的三條道德律令中只有“人是目的”，而沒有所謂的“人是手段”。

　　在理解“道德”時，首先必須把握其終極價值關切、終極目的性、人性、人的本質這一類超越性的根本內容，否則就會失卻其靈魂與精髓。在物欲橫流、毒奶粉、地溝油等常常登堂入室、不法商人常以非法手段獲得不義巨財的社會，一切絕對、終極、超越性的東西幾乎已在貪婪下化為烏有，人已淪為物的工具，此時，再鼓吹將道德變為資本與手段，只會使社會愈益沉淪于迷惘之中。沒有了絕對，沒有了終極性價值，沒有了對道德價值的敬畏，世俗中還會剩下什么？人類社會之所以出現道德現象，人們之所以渴望道德，根本緣由就在于希冀擺脫物的無所不在的宰制性，回歸人性，過靈魂有所寄守的人的生活。如果人們立足于道德工具主義的工具理性立場而不是絕對價值目的性的價值理性立場來把握與理解“道德”，不僅背離了“道德”的原本本體性，而且會使社會已經潰塌的道德根基進一步崩潰。

　　社會治理中對道德的重視，更多的是制度正義，而不是“道德資本”

　　從社會治理角度看，“道德資本”命題也許有某種存在的理由。事實上，西方制度經濟學將道德因素明確引入經濟活動，也正是在經濟管理(或經濟活動的治理)意義上。它強調在社會治理過程中重視道德因素，有意識地通過利益誘導的方式進行價值引導，通過一系列具體制度體制、運行機制的安排，使社會成員只有通過德行(道德的、正當的方式)才能獲得自身的正當利益，進而培育起健康的社會風尚與社會精神，并在此基礎之上提高社會活動效率。康德曾表達過一個思想：道德不是關于如何獲得幸福的學問，而是關于如何配享幸福的學問。康德這一思想留給我們的啟示是：正義的制度安排，使人們通過道德的方式能夠獲得幸福。而這也正是托克維爾“德行有用”思想所包含的真實內容。不過，這種社會治理意義上所重視的“道德”，是制度自身的道德價值內容，是制度安排中所滲透的道德價值精神。這種制度的價值精神不是以“道德”的樣式呈現，而是以“正義”的方式存在。在此意義上，社會治理中的這種對道德因素的重視，更多的是制度正義，以及制度正義中的善，而不是所謂“道德資本”。

　　當今中國經過30多年事實上效率至上的價值實踐，很大程度上出現了價值精神在物質財富面前已手段化、工具化，終極價值失落的迷惘困頓境況。我們現在所亟需的，是迅速擺脫工具化、手段化價值精神在全社會的絕對支配性地位，確立起具有超越性、終極關切的價值精神的支配性地位。只有這樣，我們這個民族才有前途。世界上創造過輝煌文明、引領人類的民族，莫不如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終極價值目的究竟是什么？是為了人民生活幸福，還是為了GDP與物質財富增長？對人民的權利、尊嚴、幸福生活，是否應當有起碼的敬畏心？對公平正義、仁愛價值精神，是否應當有基本的敬畏精神？這些是我們在思考當今中國社會問題時無法回避的前提性問題。當前我們所面臨的嚴峻的社會、經濟問題，要求我們必須深刻反省既有實踐，反思社會發展的終極價值目的性問題。我們不能沒有道德，且這種道德只能是人本的，不能是物本的。

　　從理論上澄清“道德資本”概念，明晰道德不能作為資本，這絲毫也不意味著否定道德在全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事實上，歷史已經證明：文明的社會風尚、自律的道德價值精神，本身就可以給社會帶來難以想象的效率。這種澄清，只不過是反對道德工具主義的庸俗化立場與理解。如果道德也能待價而沽，則人類就墮落得無可救藥。道德須有世俗化實踐，但卻不能庸俗化。

　　(作者為南京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