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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6日，微博實名認證為“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醫生”的章蓉婭向國家衛生計生委提出了一條“實名建議”：取消衛干門診和高干保健。2006年原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曾披露的中科院調查報告的數據顯示，政府醫療投入的80%為850萬以黨政干部為主的群體服務了。(8月27日《21世紀經濟報道》)

　　領導干部在醫療花費、待遇等方面的“超常”狀況凸顯了現行醫療服務體系中的公平性問題，也加劇了醫療資源配置不合理的問題。

　　首先，應取消公務員的“公費醫療”，并將其統一納入職工醫保。媒體報道，目前大多數省份已經取消了公務員的公費醫療。然而，公務員“過度醫療”及奢華的“干部病房”等問題在不少地方卻依然存在。一位退休省級干部住一次院花費高達300萬元(據《人民日報》)，就引發了網民們的熱議。這說明，一方面所謂取消公務員“公費醫療”的改革，還不夠徹底，還留有“尾巴”。國家有必要出臺取消公務員“公費醫療”的統一規定，堵住可能出現的“變通”漏洞，并將規定公之于眾，接受監督。另一方面要對那些還沒有取消公務員“公費醫療”的地方，提出落實這一改革的時間表。

　　其次，一些地方的“厚”官“薄”民，還表現在熱衷于建設奢華的“干部病房”。某些干部病房大樓大廳堪比星級酒店，甚至還有假山等裝飾物，而病房內部也相當寬敞，還有休息室和電視機等生活配置。這些奢華的“干部病房”，無論是政府投入還是自籌資金，瞄準的均是公共醫療資源。

　　政府醫療投入的80%為850萬以黨政干部為主的群體服務，僅就這個數字而言，我們看到的是，生命被分出了等級。當前，地方政府采取有力措施，自覺遏制醫療投入“厚”官“薄”民的不公做法，是公眾的期待，也是執政為民的題中應有之義。(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