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放開二胎30年：山東長島人口連年負增長

　　每經記者王雅潔發自山東省長島縣

　　“放開生二胎”政策近30年的山東長島，如今有著自己的“煩惱”。

　　長島縣因二胎政策的放寬，一度出現人口反彈，可是未過多久就進入負增長，且持續至今。讓人意想不到的是，盡管生育政策的口子一點點在放大，可是該縣人口的增長還是沒有達到政策設計之初的預期。

　　在此情勢下，長島當地相關部門調整了人口政策的一些“藩籬”，“我們連生育間隔限制都取消了，就是前幾個月剛發生的事情。”

　　10月中旬，《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長島實地調查，意欲通過管窺長島近30年來“放開生二胎”政策實施效果，鏡鑒當下的人口政策走向。

　　歷史：海島會議放開二胎政策

　　位于渤海海峽，黃、渤海交匯處的山東省長島縣，由32個島嶼組成，島陸面積56平方公里，是山東唯一的海島縣，也是全國14個海島縣之一。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從當地調查獲悉，轄1鎮1街6鄉40個行政村的海島區域內，總人口不足5萬，分別散居在9座互不連接的孤島上。特殊的地理環境，形成了一個孤島就是一個鄉又是一個村的特殊行政機構，最小的島村人口不足300人。

　　“（放開生二胎）最早要追溯到1985年的海島會議。”長島縣人口和計劃生育衛生局副局長應紅艷對記者表示，長島的計劃生育政策不是社會普遍認為的試點，而是正式放開。即1985年11月，根據中共山東省委海島工作會議精神，確定長島縣漁民（農村戶口）實行一對夫妻生兩個孩子的政策，兩孩間隔五至六年。

　　事實上，當年海島會議對于生二胎的放開，不是臨時決定的事情，從1991年開始在長島縣從事鄉鎮計劃生育工作至今的應紅艷向記者透露，二胎政策的放開，有歷史演變過程，是“一點點放開的”。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當地獲悉，1980年，山東省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研究確定，普遍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特殊情況可以照顧生二胎的條件是，經醫生證明獨生子女系嚴重病殘者，再婚夫婦只有一個孩子另一方為初婚者，夫婦均為少數民族者。

　　1982年，為照顧某些確有實際困難的群眾，山東省分別作出照顧生育二胎的城市“三條”、農村“七條”規定。1984年5月，山東省下發《關于二胎生育的暫行規定》，把照顧生二胎的“七條”規定拓展為“十六條”。

　　1985年11月的“海島會議”后，為照顧農村獨女戶實行有間隔地生育第二胎政策，整個山東省的二胎政策惠及范圍已經擴大至9個縣、110個鄉鎮。

　　經過總結試點經驗，1986年山東省出臺《關于農村獨女戶實行有間隔地生育第二胎的決定》，規定獨女母親生育第二胎的年齡必須年滿30周歲。

　　截至2013年，“我們這連生育間隔都取消了，就是前幾個月剛發生的事情”，長島縣后溝村的一名婦女主任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說，“包括育齡婦女必須年滿30周歲的規定，也不再是硬性的”。

　　發展：短暫反彈后持續負增長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變化的生育政策，是否給長島縣帶來人口數量上的明顯增加？

　　“一開始的確有過一些反彈。”應紅艷表示，從1981年到1984年，長島縣共生一胎2177人，二胎只生64人，加上1980年以前已生了一個孩子而領了獨生證的700余人，積存了大量二胎需要補生。所以，在政策放開之后的幾年內，長島縣出現了短暫的人口高峰，1985年出生數上升到783人，出生率20.8‰，1986年出生988人，出生率25.1‰，1987年出生1143人，出生率28‰。

　　“由于政策一下子放寬，在1986年、1987年、1988年這三年，一度達到平均每年新生兒800～1000個左右的生育水平，但這樣的高峰期也是在預期范圍之內的。”應紅艷表示。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從長島縣人口和計劃生育衛生局獲悉，到了1991年，長島縣迎來了一次非常明顯的生育低谷，當年的年均新生兒數陡然下降到了不足500人，“這是政策放開后，長島第一波生育高峰之后的轉折點”。應紅艷說。

　　而到了1992年，年均新生兒數為600人，之后1993年、1994年的新生兒數量，均未超過600人/年，雖然有短暫的回升，和生育高峰時期還是不能相比的。

　　也就是在政策實施的第4年，新生人口的波峰開始走向波谷。到了1988年，出生數已降至911人，出生率22.14‰。從此之后，長島縣的人口出生數進入了一個平穩的時期，多年來該縣晚婚率、晚育率均達95%以上，性別比在104以內。2006年自然增長率為-0.92‰，已近10年保持了人口負增長。

　　2008年，長島縣合法生育率達100%，晚婚率93.9%，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長率分別為5.79‰和-0.44‰，已經連續4年保持人口負增長。漁村符合二胎生育政策家庭自愿退掉二胎生育指標戶累計已達1390多戶，占漁村總戶數的三分之一，其中獨女戶46%。

　　2009年，全縣共出生人口184人，符合政策生育率達100%，性別比為104，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分別為4.27‰和-0.92‰，符合二胎生育政策家庭資源退標戶累計達1546戶。

　　截至到2013年，長島縣近兩年來的年均新生兒數量維持在不到200人/年的穩定水平。

　　原因：利益導向定向刺激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梳理上述從當地獲悉的多組人口數據，心生疑惑，為何生育政策的寬松，沒有帶來人口的增長，當地人口反而處于相對“自覺”調整的狀態？

　　“我不生，給我指標也不生。”樂園村一名飯館小老板表示。當記者追問原因時，這位小老板笑了，“看病有優惠啊，算不算？”

　　飯館小老板口中的“看病有優惠”，是指新型漁村合作醫療（以下簡稱新漁合），根據記者在當地的調查，針對二胎放開政策的農業戶口人群，主動放棄二胎指標的家庭，將享受20%的個人醫療保險費用減免。

　　“比如我家不生（二胎），去年是一個人一年交70塊錢，今年全家每個人都免掉14塊。”飯館小老板給記者算了一筆小賬。

　　事實上，除了新漁合的優惠政策，按照整個煙臺市的統一規定利益導向政策，還有不同等級的物質獎勵。“例如對于獨女戶，長島縣一次性以家庭為單位，獎勵200塊錢，村里也有100~200元不等的物質獎勵。”應紅艷表示，在獨生子女費方面，則按每個月5元的標準全覆蓋發放。

　　獨生子女在入托、中考等方面享受優先，長島縣對考入重點大學的給予1000~5000元不等的獎勵，并對自愿加入新漁合、新型漁村養老保險的，在村集體給予補助時，提高獨生女、雙女戶家庭的補助標準。

　　在兌現獨生子女父母獎勵費的基礎上，2012年，部分鄉鎮還在計生家庭子女出生后由各村為其購買意外保險，實行計生家庭子女免費入園等優惠政策，還對計生家庭提供水費和電費補貼，并展開特困計生家庭救助；對全縣漁村中的55戶貧困計生家庭，縣政府從計生公益金中撥出7萬多元資金，對其進行生活上的救助和生產上的幫扶。

　　對于主動放棄二胎生育指標的計生家庭，長島縣在經濟項目發展上，將眼光聚焦在投資少、見效快、利潤高的海產養殖項目，發動計生家庭以聯戶經營的方式進行運作，并優先劃定生產海區、灘涂，優先提供貸款擔保。

　　“有個很好的例子，就是漁家樂項目。”應紅艷表示，2012年，長島全縣30多家海產品養殖場吸收婦女就業，實現年人均收入超過1萬元。北部各海島鄉鎮利用海島優勢，扶持有一定經濟基礎的計生家庭發展深水網箱養魚項目，從魚種選購到成品魚的銷售，計生家庭的增收十分明顯。

　　更重要的是，獨生子女戶、雙女戶家庭在宅基地（村建住房)分配、山（林）地、海區承包中體現優先政策，對集體經濟組織按人均分配集體經濟收益、征地補償費，房屋拆遷補償費，宅基地分配以及其他集體收益時，對獨生子女家庭增加一人份額。

　　同時，計劃生育特困戶優先享受低保、救濟補助，村辦企業優先安排獨生子女和雙女戶家庭子女就業。

　　以2007年為例，該縣近5000漁戶中有1363戶自愿退掉了二胎生育指標，報名領取了《獨生子女光榮證》，平均3.6戶中就有一戶不生二胎，其中夫婦共育“一枝花”的家庭占48.9%。

　　特點：經濟因素制約人口增長

　　在應紅艷的眼中，長島縣特有的人口格局變化，除了利益導向的原因，還有一些深層次的原因，主要是經濟因素的制約。

　　“我估摸算了下，我孩子今年1歲半，等到他大學畢業之前，我給他預留的教育成本至少得上30萬。”32歲的漁家樂店主小林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說。

　　在長島縣，南長山鎮算是當地人眼中的“城區”，當地擁有相對優質教育資源的兩所學校，亦位于城區。

　　當地島民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以我老家為例，我是北隍城的，到長島南邊來，坐車要5、6個小時，這就是交通成本。我的孩子小學三年級時得過來上學校寄宿，為了給她一個更好的學習環境，孩子媽媽要來租房陪讀，房租一個月最便宜的是500~600塊，加上吃用的錢，和學校日常開銷的錢，一年下來再怎么節省都得兩萬左右。”

　　“但孩子媽媽主要在家干農活，靠養殖海帶來賺錢，一年平均收入也不到兩萬，你覺得一個孩子負擔重不重？”上述島民反問記者。

　　根據當地官方數據統計顯示，2012年，長島縣島民農村人口年均收入為15000元左右。

　　養育成本的相對高企是一方面，由于長島旅游城市的特殊性，該區域的消費水平也并不低，樓市價格更是水漲船高。“看到那個樓盤了嗎？現在是7000元/平方米啦。”10月中旬，一名后溝村村民拉著記者指向該村正在施工的樓盤說，來長島買房的以外地人居多，這幾年房價越來越高。

　　除了長島地域性的經濟因素制約，《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隨機走訪中發現，長島縣的城市人群與農村人群中，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生育觀念。

　　“誰愿意生？養一個孩子就很貴，放開我也不生。”“為什么不生？我就想要兩個孩子。”這兩句截然不同的答復，前者出自享受放開二胎政策的長島縣后溝村一名個體超市店主（農業戶口）之口，后者來源于不享受放開二胎政策的長島縣南長山鎮一名出租車女司機（城市戶口）。

　　城鄉政策的不統一，造就兩種截然不同的生育觀念。有業內人士指出，30多年來，針對經濟發達地區，城市的計生政策緊，針對農村的計生政策松；針對本地戶籍人口的計生政策緊，針對外來流動人口的計生政策松。“城鄉二元且逆城市化傾向的生育政策，與地區可持續發展矛盾已非常突出，調整非常緊迫。”

　　延續：落后條件難應對老齡化壓力

　　隨著時間的推移，享受寬松生育政策多年的長島縣，迎來了新的問題，“人口老齡化的壓力越來越大”，在應紅艷眼中，更大規模的老齡化問題尚未到來。

　　有專家指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中國老齡化的人口轉變特征對經濟增長的潛在不利影響理解為：第一，過早地失去趕超發達國家的后發優勢；第二，失去了對仍具有人口紅利的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優勢；第三，尚未獲得發達國家所應具有的技術創新優勢。因此，無論是面對高收入國家還是低收入國家，中國原有的競爭優勢都在減弱，這無疑加劇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緊迫性。

　　而且，人口老齡化的影響不僅僅局限于經濟領域，給家庭和社會也帶來了沖擊。老齡化加重了家庭照料老年人的負擔。

　　與當地老齡化壓力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長島的養老硬件設施仍不夠完善。“整個長島縣目前只有在南城有一個養老公寓，設施各方面等都跟不上。”上述后溝村婦女主任直言，這個公辦的老年公寓投入使用時間不長，具體有多少張床位沒有詳細考察過，但是肯定不能滿足長島老年人養老的需求。

　　而且，由于地理環境的特殊性，長島的交通環境很不便利，如果生了什么重病、急病，遇上大風等惡劣天氣，海輪無法開航，只能受困于島上，雖然近年來開通了“海上神鷹”直升機救援項目等，但也不能完全解決長島醫療條件有限的現實。

　　面臨上述問題，如何拓寬長島目前生育政策在未來的延展性？

　　首先“希望財政上多給予一些支持”，上述后溝村婦女主任建言，盡快完善長島養老公寓等硬件設施的配套裝備，尤其是醫療設備及醫療人才，給予較充足的供給。

　　更關鍵的是，“建議決策層盡快將這（生育）問題納入到頂層設計的考慮范疇。”應紅艷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說，不管是老齡化的問題，還是其他地區的人口政策調整問題，這都需要有一個更高層次的統籌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