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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解釋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經濟增長時，有一個原因經常被提及，就是地方競爭。地方競爭的邏輯是中央政府追求經濟增長，以增強執政合法性，帶動地方行政長官追求GDP。于是各地相互競爭，GDP增長快的地方官員獲得升遷，同時也促成了全國經濟的快速發展。

　　但這種地方競爭或官員晉升錦標賽效應，至多局限在縣及以下的級別中，在更高級別的市區級和省級中則并不明顯。更關鍵的是，中國政治的邏輯決定中央政府必須以任命、輪換、調任等方式來控制地方官員，因此給出清晰的指標將會削弱中央的控制力，也會導致地方官員有激勵扭曲指標來獲得晉升。

　　對大量市長以上級別官員的調動進行研究，發現中組部考察一個官員時會將其從小地方調到經濟體量更大的地方，這些地方往往經濟增長也快，而后被升遷至更高層級。所以往往是官員先獲得潛在的晉升機會，再派往經濟好的地區，這與官員先在地方推動經濟增長再獲得晉升是不同的邏輯。

　　理清這一點，再來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就不容易陷入地方競爭帶來增長的假想之中。自上海自由貿易區設立以來，不少人預期天津濱海新區、重慶兩江新區、浙江舟山群島新區等都會加入到申請自由貿易區的行列中來，然后大家相互競爭，推動增長，成為下一輪改革的推動力。

　　上述假想面臨兩個挑戰：一是自由貿易區的官員晉升邏輯不同于縣一級或以下官員的晉升，所以行為方式上未必會有相似性；二是即便未來開放自由貿易區申請，也不會是一種全國性的現象。所以從地方競爭的角度來看自由貿易區，反而可能過于關注細枝末節，而忽略大局。例如地方競爭的思路已經影響到很多人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與上海之間關系的看法，認為上海崛起將會損害香港的利益。這種潛在的“競爭性思路”沒有看到的是整體效應。

　　整體上，“制度破冰”帶來的意義顯得更為重要。中國的改革開放經驗中有一種模式是清晰可見的，就是“地方試點，逐漸推廣”。地方試點大部分是由于地方自身的壓力所致，正如科斯和王寧在《變革中國》一書中提到的，中國改革的成功離不開這些邊緣處的革命。但這種邊緣革命重要的并不是說推動了地方競爭，而是制度破冰。制度破冰之后，才有各地的學習和效仿，這與地方競爭的邏輯并不一樣。

　　從某種程度上說，上海自由貿易區也不過是向香港特區學習經驗而已。但在大陸，這無疑是一個制度層面上的突破。從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新區到自由貿易區，一路走來，闡釋的正是“先制度破冰，而后各地學習跟進、進而助益經濟增長”的邏輯。如此一來，要考慮的是如何降低制度學習和應用的成本，法治化無疑是題中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