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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州市一位老師發現人教版新版初一語文書上有錯誤，并指出30多處，將人民教育出版社告到了法院。2日，記者獲悉，人民教育出版社已經在其網站人教網發出《關于人教版語文教材的致歉信》，表示人教版七年級上冊語文教材的確存在6處錯誤。(12月3日《鄭州晚報》)

　　得益于老師的執著，以及訴諸法院的效應，輔以媒體報道而成為公共事件，人民教育出版社終于對存在錯誤進行道歉，“告狀門”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效。不過，原告對出版社的表態行為并不滿意，同樣，對于公眾來說，“人教社”在官網上承認錯誤并公開致歉也很難獲得認可。現在最大問題在于，教材出錯了，僅是一紙道歉就可以畫上句號嗎？若是訴訟和維權的目的僅是如此，那么類似的現象則難以避免，大不了下一次再道歉一次。

　　教材作為規范性的出版物，其影響非一般出版物可比，有著嚴格的質量標準，其出現錯誤就可能形成誤導，由此帶來的后果，也應由其承擔。比如若是因為教材的錯誤，使得學生在考試過程中跟著犯錯，那這樣的后果由誰擔負？

　　雖然我國目前還沒有全面實行產品強制召回制度，但也應由相關出版社實行自行召回，并支付由此產生的成本。在出版社未能履行其職責的情況下，教育主管部門和質量監督部門應當及時介入，避免使教材出錯成為民間維權之傷。更何況，教材的錯誤之處，跟教育主管部門和出版監管部門有不可分割的關聯性。

　　近年來，教材“出錯”并不是什么新鮮事，不僅是語文教材，數學、物理、化學等教材屢屢被人挑出錯誤，一些出版社幾乎成了犯錯的“老油條”。究其原因，除了教材出版急功近利，以及教材出版管理行政色彩過濃之外，其根本原因還在于缺乏相應的追溯機制，使教材使用者的權益未能獲得保障。大多數情況下，教材出錯要么是不了了之，要么是在輿論的關注下而象征性地道歉了事，很少涉及產品召回等具體補救措施，更沒有建立賠償和建立黑名單等懲罰性機制，“出錯”風險過低以至于歸于零，自然就會粗制濫造無所顧忌。

　　原來對教材錯誤應當是“零容忍”，何以面對的卻是“零風險”的追溯機制，如此反差勢必導致維權路徑孱弱。事實上，教材出錯暴露的是系統性風險和體系性癥結，教材出錯不應完全將板子打在出版社的身上，教材從編撰、審訂、出版、發行和采購，這一系列的程序之中，如何實現把關，如何實現責任連帶，以及如何打破行政化色彩過濃的體系循環，才是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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