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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從法治的角度來看，公款浪費入罪當慎重。

　　正如某些論者所指出的那樣，粗線條的法規，不應該過度介入“細膩”的生活細節。公款吃喝浪費固然可恨，也很有必要予以打擊，但將其一律認定為刑事犯罪卻太過了，在現實中也很難操作。

　　首先，浪費的標準不容易明確。在現實的公務接待中，什么樣叫浪費，浪費到什么程度才構成犯罪？很難界定。

　　其次，治理公款浪費，缺的不是制度，也不是刑罰，而是制度的有效執行。在現有的制度框架內，免職、降級、開除等黨政紀處分，只要能得到嚴格執行，足以讓貪吃揮霍、浪費公款的官員望而卻步，足以讓浪費公款的人付出足夠的代價，何必用刑罰呢？

　　最后，還要考慮到我國的特殊國情和文化傳統。公款吃喝浪費行為必須堅決反對，但客觀地說，這在我國官場上有著源遠流長的傳統。任何一種淪為社會現象的問題，其產生肯定有其“問題之流”與“問題之源”的兩大方面，光治“流”而不治“源”，必然是治理時清澈，治理過后又恢復污濁。“重刑化”只能干預“問題之流”，卻不能對“問題之源”產生根本性作用，不從“問題之源”處下手，問題又會換一馬甲卷土重來。

　　嚴刑峻法，絕非法治文明的體現，更不是解決社會問題的靈丹妙藥。刑罰不是萬能的，以之懲治犯罪，是調整社會關系的最后手段，能少使用就應盡量少使用，謂之謙抑。凡是適用其他制度或法規足以抑制某種違法行為，就不要將其入罪；凡是使用較輕的處罰就足以達到目的時，就不要規定較重的制裁方法。近年來，我國重刑主義有所抬頭，一遇難題，先想刑法。動不動就呼吁立法，呼吁重刑。正因如此，才會有人建議設立“見死不救罪”、“闖紅燈罪”、“襲警罪”、“包二奶罪”等罪名。這種依靠重刑來治國的思路，恰恰是管理短視的表現，是法治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