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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取之前“粗放立法、部門定細則、執行口徑看官員”的教訓，稅法必須精細化，將企業、公民在納稅時的具體情形，精確落實到法律中。

　　“稅收法定”是今年兩會上的熱點話題。“重復征稅”的問題也引起了媒體關注。石家莊一家物流公司的負責人稱：“把一批貨從石家莊發往新疆，因為有多家公司中轉，結果中轉公司都要為這批貨物繳稅。”“利潤不過12元，繳稅額是39元。”

　　運輸企業抱怨被“重復征稅”的背后，是2012年中央在各地逐步實施的“營業稅改增值稅”改革。

　　物流等企業原本是繳納營業稅的，但營業稅并不能抵扣；商品在進入下一個流通環節之后，政府會繼續征稅，形成了“重復征稅”。而增值稅是可抵扣的，因此“營改增”改革可解決“重復征稅”問題。

　　但現實卻是，“營改增”改革以來，在大部分企業歡呼稅收減負的同時，物流企業卻表示實質稅負增加了。

　　具體到物流公司遭遇的“重復征稅”問題，之前征營業稅時，按2003年財政部、國稅總局《關于營業稅若干政策問題的通知》，企業繳納營業稅是要扣除支付給之后承運人的運費的；“營改增”之后卻沒有這個“補丁”，造成了“重復征稅”。

　　那么，這一看似“技術”的問題與落實“稅收法定”又是什么關系呢？

　　改革初期中國稅種、稅法嚴重缺乏，1985年全國人大專門授權國務院“在體制改革期間可以通過稅收條例的形式，推進稅制的改革”。因此，中國目前絕大部分稅種都是由國務院制訂的，18個稅種只有3個是全國人大立法通過的。這一粗放的稅收立法授權機制，在運行了近30年之后也積弊叢生。

　　首先，國務院的稅收行政立法，大都基于“暫行條例”的思維，法條籠統。比如，營業稅的依據是1993年國務院頒布的《營業稅暫行條例》，一“暫行”就是21年；而整部條例只有17個法條。

　　因為稅收條例太籠統，當企業、公民遭遇復雜的納稅情況時，就要由財政部、國稅總局下《實施細則》、《通知》來“打補丁”。企業、公民不是“依法納稅”，而是“按通知納稅”。比如，前述的運輸企業繳納營業稅時，要扣除承運人運費的規定，就是靠《通知》解決的。

　　這樣一來，嚴肅的征稅權等于被“二次授權”了，給了稅收部門巨大的操作空間，使得一些行政部門能通過解釋稅法，任意干預市場，甚至滋生腐敗問題。之前的2007年財政部“半夜雞叫”調印花稅干預股市；2010年沉睡多年的房產稅突然枯木逢春；以及這次物流企業抱怨“重復收稅”，都是稅收嚴重行政化、隨意化的體現。

　　當務之急是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稅收法定原則”，稅法應由全國人大制訂，吸取之前“粗放立法、部門定細則、執行口徑看官員”的教訓。稅法必須精細化，將企業、公民在納稅時的具體情形，精確落實到法律中，才能避免“重復征稅”等怪相，也能避免行政部門通過釋法攬權。稅收的精確立法，也意味著政府的自我減權，這需要巨大的改革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