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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拐期間有戶口，被解救后成黑戶，要交社會撫養費才能上戶口，這再度暴露出計生捆綁的不合理。

　　據《羊城晚報》報道，1999年，在深圳打工的李鐘祥夫婦的兒子被人拐走了，整整14年后才找回兒子，但現在又面臨兒子沒戶口無法讀書的窘境。原來收買他的人家非法辦理的戶口，已被注銷；而李家要到福建老家辦新戶口時，計生部門要求補繳30萬元的社會扶養費。雖然被拐賣的孩子是長子，但后面生的3個是“超生”，要交30多萬元罰款。李鐘祥稱：“這三個孩子我都已交過8萬多元的罰款，他們的戶口早就辦好了，這等于讓我交兩遍罰款?！?/p>

　　這是出人間悲喜劇。雖然我國法律沒有細化到對“被拐的孩子找回來，引發的‘老大變超生’該如何處理”做出規定，但當地計生部門在開出30萬“罰單”之前應了解，什么是善意解釋法律原則。

　　當初李家的孩子被拐走了14年，期間李家與孩子不存在撫養監護關系，這種事實上的“剝奪”與孩子死亡無異；在此情況下，他們繼續生的首個孩子，是基于“誠實信用”心理，按“主客觀一致”原則，并未違反計生法規，也不應受到處罰。

　　可資參考的是，《民法通則》規定公民失蹤四年就可以被宣告死亡；在被宣告死亡之后，配偶可以重新結婚；那么“被宣告死亡”的公民又回來了，另有婚配的配偶算不算“重婚”呢？對此最高法有明確解釋，不算。這就叫“善意解釋法律”，而政府部門也理應朝著對公民有利的方向解釋法律。若當地計生部門非得“從嚴釋法”，那豈不是被拐的孩子永遠找不回來才好？

　　此外，本案也再度曝光了計生與戶口、就學等掛鉤，搞“株連式執法”的問題。要知道，即使存在超生，處罰的對象也應是父母，孩子本無辜，不應搞連坐、株連。此前貴州被曝自2013年開展“雙誠信雙承諾”，將計生與教育、醫保、結婚登記等捆綁，結果，當地農民王光榮因為繳不起撫養費而割腕自殺，就將這問題置于公眾面前。而今，這個案例再度讓公眾見識到了計生捆綁問題。

　　去年11月，公安部明確辦戶口時刁難民眾，一律停職追責。今年以來，山東省和江西南昌市的戶籍管理部門也決定，新生兒憑《出生醫學證明》即可落戶，與計生工作“脫鉤”。而此案中，惠州市公安局已責成惠東縣公安局盡快協助李家辦理戶籍。這應該肯定，但就該事而言，被拐期間有戶口，被解救后反而成黑戶，暴露的計生捆綁之不合理，確實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