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坐在一起，有共同目標和承擔，為香港做基本法，希望做到最好。”香港圣公會榮休大主教鄺廣杰日前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講述了當年擔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的難忘往事。

　　成立于1985年的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由59人組成，代表宗教界的鄺廣杰是23名香港委員中的一員。回想起第一次與內地委員碰面，鄺廣杰說，內地委員都是有學識、有水平的專業人士，非等閑之輩，而且個個謙恭有禮，虛心聆聽香港草委的想法，給他留下深刻印象。

　　對于當時基本法起草委員之間以及草委和香港各界之間的互動，鄺廣杰仍記憶猶新。他告訴記者，當時草委是分成若干個專題小組開會的，與他同組的有劉皇發、覺光法師等人。

　　鄺廣杰參與了兩個組別的會議，包括居民權利與義務組和文化教育宗教組，其中一個議題是界定什么人是“香港永久性居民”。最后小組根據中英聯合聲明，讓移民海外的港人也能保留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身份，可見基本法對港人的寬松。

　　除了參加起草委員會會議，當時香港草委還要到香港各區收集各界人士的意見和解答問題，而起草委員會特別重視聆聽香港各界意見的環節。

　　“我們不覺得我們是最后有意見的人，我們是中間人，問了香港人再反映給中央。”鄺廣杰說，他們完全是為了服務港人，做好基本法。

　　訪問進行期間，鄺廣杰將一本基本法放在手邊。他笑言，是因為怕被記者抽問，以前基本法的內容全都在腦子里，但現在年紀大了，記不了那么多。

　　轉眼過去20多年，年近八旬的鄺廣杰認為，自基本法1990年頒布以來，中央政府幫助基本法在港落實不遺余力。

　　“中央已經盡力避免，不去干預香港事務，給香港很大自由度。高度自治相當成功，這也是香港人多年來的一種愿望。”他說，作為基本法草委的這段獨特經歷，幫助他加深對國家的認識和了解，也更深刻體會中央對香港的重視和寬容。在經濟發展方面，中央政府一直給予香港大量支持，維持社會安定繁榮；就宗教而言，港人的信仰自由和權利也沒有減少。

　　基本法保障了香港回歸祖國后港人生活方式不變，但港人往往把焦點放在“一國兩制”中的“兩制”之上，忽略了“一國”的重要性。

　　鄺廣杰說，大家很多時候講“兩制”、講權利，少提義務、少提“一國”，但這不代表“一國”不存在。“基本法很寬松，香港自由度很高。因為自由度高就被人強調了‘兩制’，不記得‘一國’，以為‘兩制’可以凌駕于‘一國’。”

　　談到現在圍繞香港政制發展的爭論，鄺廣杰認為，爭論是源于現今社會跟過去的處事方法不同。以起草委員會為例，大家來自不同界別，各有不同意見，但可以互相接納，盡量配合各方利益，因為大家抱持同一目標，就是為香港好。反之，現在的人一開始就擺明界限，“你是黑的，我是白的”，難以正常地進行討論。雖然當年起草委員在香港各區搜集意見時也會遇上有人示威，但示威者行為的激進程度跟現在的無法可比。

　　圣經中有一段話，勸人“快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作為一位基督教會領袖，鄺廣杰對此深有感觸。他慨嘆，香港現在一些人欠缺聆聽別人的耐性，人與人之間沒有了彼此尊重。現在不僅是說祖國的好話會被罵，而且是說什么都會被罵。

　　談及現今香港一些年輕人熱衷于激烈的街頭運動，如“占中”參與者以年輕人為主，對此鄺廣杰指出，這關系到整體教育問題，中國歷史科在香港不被列為中學必修科讓人感到很可惜。

　　“我想社會上要加強歸屬感，加強人對人尊重，加強對人性的重視，這些都是要做的。”他表示，推行國民教育同樣重要，在學校增加中國歷史教育，有助年輕人知道自己是龍的傳人，從而增強他們對國家、民族的歸屬感。

　　對于香港社會的未來發展，鄺廣杰表示，相信大家都希望向前走，希望看見前路。“我們大家都要盡力，為每個人，為我們的社會，為人類的幸福盡力。希望大家能互相容忍，互相合作，互相扶持，共同建設我們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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