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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紀法紀意識淡化

　　除“價值觀出了問題”之外，黨紀法紀意識淡化也成為一些“老虎”走向深淵的原因。

　　2月28日，倪發科（中）在庭審宣判現場。

　　“黨紀法紀意識淡化，既沒有管好自己，又沒管好家人，導致我的親屬通過各種經營活動從我的關系請托人手中得到了高達257萬元的違法所得。”這是倪發科在法庭上剖析自己出事的第二個原因。

　　他說，“不管他們的經營活動往來我知情多少，盡管我沒有拿他們所得錢財，但是這種特定關系人在法律界線上是清楚的，他們的所得等于我所得，對此，我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責任。”

　　倪發科詳細介紹，“我和我妻子11年20余次頻繁地收受關系請托人43萬元人民幣，盡管多數是經我妻子手收受，但我妻子事后都不同程度告訴了我，這個法律責任和經濟責任更應由我全部承擔。”

　　同樣在法庭上進行大篇幅懺悔的劉鐵男，也提到了自己黨紀法紀意識淡薄的問題。

　　“起訴書列舉了一件件觸目驚心的事實，在這些事實面前，我每每看到起訴書，都在反問我自己，這是我嗎？怎么會到今天？每天醒來的時候，這是哪里呀？我怎么會墮落成這樣呢？”

　　在最后陳述階段，劉鐵男痛哭流涕，他說，“特別要跟大家講，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沒認清是在違法還是在違紀。老是和他們講不要出事，要合法合規。”

　　“在這個問題上表明了我對違法違紀存在僥幸或者明知故犯，明知違紀還要去干就意味著違法。因為黨的紀律是比較全面的，我如果按照黨的紀律嚴格要求，也不會犯法。”在懺悔中，劉鐵男用了“利令智昏”四個字來形容他自己。

　　劉鐵男特意談及自己的兒子，他說，“每天我都在自責，因為我的過錯把孩子也毀了，讓他走上歧途，養不教，父之過，對他的犯罪我應該負全部和根本的責任。”

　　享樂主義思想和攀比心態

　　一些高官因“沒管好家人”而出事的同時，另一些高官，卻是“為家人著想”而出了事，倪發科則是兩者兼有。

　　他在剖析自己走向深淵的原因時，還強調了“貪圖、享樂、攀比心態滋長”這一點。

　　他說，“我接受鄭某等人對我家庭住房裝修和修繕及丁某安排我家人到海南度假旅游，完全是我享樂主義思想和攀比心態所致。”

　　“我總感到辛苦了一輩子，應該到了老有所樂的時候了，應為老人盡點孝心，為子女盡點責任了。從而忘記了黨紀、法紀，放松了對自己的要求，把上述問題看成是官場上普遍現象，法不責眾，沒什么大問題，這種僥幸心態鑄成又一大錯。”倪發科說。

　　祝作利剖析說，“我是一個從大學畢業開始就一直受到組織上重點培養的干部，我也曾經為我的老師為一點私事而拒絕，而受到省紀委書記表揚，我也曾將別人送來的錢扔到門外而不近人情，但是在關鍵時刻、大是大非面前迷失了方向，造成了難以挽回的局面。”

　　貴州省委原常委、遵義市委原書記廖少華亦表示：“我變成這樣是因為自己沒有約束好自己，貪婪地大肆收受賄賂，使自己走上了違法犯罪的道路。”

　　“我從一個黨員領導干部墮落成一個罪犯，我心中的悔恨和痛苦無法用語言表達，我好恨好恨自己，怎么會變成這個樣子？”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陳安眾雖然沒有深入剖析原因，但他在庭上數度哽咽抽泣。

　　庭審中，陳安眾對25起受賄事實的指控均表示無異議，并在自行辯護中稱：“我沒有什么新的意見，我感謝辯護人為我辯護，但是我認罪、知罪、悔罪，請辯護人不要為這幾件事繼續為我辯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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