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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1月6日《成都商報》報道，近日，成都一家公司的3名員工因為上班時間在微信群里搶紅包，被公司處罰了500元，而紅包正是老板發的，目的就是為了看看到底哪些人在認真上班。此前，該公司剛剛宣布了上班時間禁止玩手機的規定。

　　員工違反公司規定，上班時間“在微信群里搶紅包”，確實不應該，公司對此進行嚴格管理，無可非議。因為依據《勞動法》，“勞動者應當完成勞動任務……遵守勞動紀律和職業道德。”但具體到“500元罰款”以及“老板發紅包測試員工”這樣的處罰和管理方式是否足夠合理合法，值得進一步商榷。

　　首先，作為民事主體的企業，對其下屬員工是否擁有像政府行政機關那樣的罰款權，目前并不明確。1982年國務院發布的《企業職工獎懲條例》曾規定，國有企業和城鎮集體企業有權對職工實施罰款，但該條例在2008年已被廢止，相關內容被納入《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但查看這兩部法律會發現，針對“企業罰款權”，其中并無明確規定，既沒有明確授權，也沒有明確禁止。《勞動法》中規定，“勞動者嚴重違反勞動紀律或者用人單位規章制度的，用人單位可以解除勞動合同”，還規定“勞動者違反本法規定……對用人單位造成經濟損失的，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但此番500元罰款顯然不屬于上述規定的情況。

　　退一步說，即便私企有權對違紀員工進行罰款，也還有一個方式和金額問題。500元標準是否明顯偏高？據報道，根據該公司的規定，這項罰款本該是100元，因為老板覺得員工明知故犯，所以決定處以5倍罰款。老板可以隨意提高罰款金額幅度嗎？似乎也找不到很明確的法律規定。依據我國《工資支付暫行規定》，“因勞動者本人原因給用人單位造成經濟損失的……可從勞動者本人的工資中扣除。但每月扣除的部分不得超過勞動者當月工資的20%。若扣除后的剩余工資部分低于當地月最低工資標準，則按最低工資標準支付。”新聞中的當事員工似乎沒給企業造成什么損失，這一條也套不上。但據筆者所知，即使在一些明確規定“企業罰款權”的國家，企業如何對員工罰款，也是有嚴格限制條件的，如日本的《勞動標準法案》就明確規定企業對員工的罰款額一次不能超過職工月工資的10%。

　　再有，老板故意在上班時間發紅包，“吸引”員工來搶，一方面，這種主動“設套”引誘員工上鉤的方式，明顯并不是什么誠信、磊落之舉；另一方面，矯情一點兒說，員工上班時間搶紅包違反勞動紀律，老板上班時間發紅包就可以理直氣壯？

　　不難看出，此番事件之所以引發爭議，追根溯源還在于，針對企業包括罰款在內的處罰權，現行法律法規還缺乏更明確、具體的規定和規范，比如，企業到底有沒有權利對員工罰款？罰款的相關條件、標準、程序是什么？如何厘清企業管理權與職工合法權利之間的邊界？這是一個事關所有勞動者和企業的重要問題，不應該一直存有爭議，稀里糊涂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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