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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論資排輩”或其他外部理由成為左右職稱評定的重要因素，本來可能十分純粹的學術風氣、和諧的同行關系也受到威脅，其于人心人性的消極影響，實在不可小覷。

　　《中國青年報》4月15日討論了“職稱的小船說翻就翻？”的話題，引發(fā)了周圍不少朋友的共鳴。作為躋身學術圈的一名青年，我平日對學術界評價機制問題也頗為關注。專業(yè)技術人員職稱評定關系到評定人學術權力的運用、資源的調配和被評定人學術水平的定性、地位的改變，對業(yè)內人士而言自然非常重要，但其中隱含許多問題，亟待解決。

　　比如，在科研成果方面，高校和科研單位仍普遍存在一種“大躍進式”的比拼，對教師、科研人員甚至在校學生發(fā)表論文數(shù)量的渴求已近瘋狂，這種重量不重質、重發(fā)表論文的期刊級別而不重論文內容水平的評價機制，已經大大傷害了科研工作者的創(chuàng)新動力和信心，同時催生出一大批周邊的“地下產業(yè)”，如代寫代發(fā)論文有償服務等，由此造成學術內部的腐敗，甚至比有司濫用權力危害更大、影響更深遠。

　　至于要求被評定人必須參與或主持一定級別的項目和課題，則更有強人所難、強人所不必為之難的壞處。人文藝術與科學技術的學科差異常被人們所忽視，對不同學科和專業(yè)“一刀切”看似省事省心，其實標準根本難以統(tǒng)一，帶來的結果只能是引發(fā)更多的矛盾。很多人文學科研究并不依靠團隊合作、政府支持、資金投入來進行和完成，人文學者更為需要的是充裕的時間、寧靜的心態(tài)和深入的思考。再者，主持科研項目也不能與產出優(yōu)異學術成果畫等號，只能反映主持者能夠寫出一份頗為吸引學術資源分配者、合乎時宜的“計劃書”，而對“計劃書”的過分看重，也透露出科研或學術作為一種“產業(yè)”潛藏的危機和痼疾。

　　《中國青年報》評論中稱，“不合理的職稱評定體系可能造成人才逆激勵”，對此我深感認同。事實上，在評定職稱的具體操作層面，限定名額和評聘分開也是不合理的。依照學術能力和水平評定職稱即行聘任，自然而且正常，但由于所謂名額的限制，讓“論資排輩”或其他外部理由成為左右職稱評定的重要因素，本來可能十分純粹的學術風氣、和諧的同行關系也受到威脅，其于人心人性的消極影響，實在不可小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