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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日，哈爾濱廣播電視臺《直播哈爾濱》欄目記者在哈爾濱鐵路公安局哈爾濱公安處內陸港派出所采訪時，與派出所所長發生肢體沖突。通過門縫，同行記者看到派出所所長正把女記者按到地上，躺在地上的女記者不停地掙扎并大呼救命，可是守著房門的兩名民警卻上前阻止屋外的記者進入。

　　一個男警察把一位文弱女記者按在地上，女記者不停掙扎呼救……這一幕，不僅是體能上強者對弱者的欺凌，更散發著執法者對輿論監督的不屑。這名派出所所長的粗暴行為讓公眾產生了許多不良聯想——按理說，所長應是派出所里覺悟最高、素質最好的，現在居然表現出這副嘴臉。在面對無權無勢的平民百姓時，這樣的行為那還了得？

　　從報道來看，雙方是有一個“不帶攝像機”的約定，派出所所長搶手機是否因為女記者偷拍而失去理智，暫時不得而知。退一步說，就算女記者不守信用，也該有一百種非暴力方法來化解危機，而非大打出手。所長的粗暴行為，如果不是長期暴力執法形成的路徑依賴，便是缺乏修養、素質與智慧的表現。這種人又是怎么坐上所長位子的，誰來解釋一下？

　　更可怕的是，該所長并不是“一個人在戰斗”。事發后，內部監督應該也可以及時介入，還媒體記者一個說法，挽回執法者形象，實現良好的自我治理。可惜沒有。當記者向鐵路公安紀委舉報時，工作人員卻讓記者自行協商解決。派出所所長粗暴對待女記者，豈是自行協商可以解決的？就算此舉不違法，至少也違紀吧，紀委的監督責任去哪里了？這一推諉，等于把自己的退路給堵了，這危機公關水平實在不敢恭維。

　　記者被打事件隔三差五發生，網上一搜一籮筐，難道就沒辦法治了嗎？其實不是，有很多力量都可以起作用。比如，媒體同行本著守護輿論監督陣地、關注同行命運的情懷與道義，對事件予以關注、報道、評論，形成輿論壓力，促進事件得到公平解決；被打記者的任職單位及時發聲，表明態度與立場，切實維護記者采訪權以及人身自由權，而不是讓記者自行解決；再上一層，記者行業組織適時出面，對記者被打表示關切，從更高層面維護業界權益；行政力量，尤其是新聞媒體主管部門需要及時介入協調，讓問題得到迅速解決；最后一道保護屏是司法保障，當被打記者提起訴訟，司法也可以為記者撐腰，依法懲治暴力行為。

　　遺憾的是，梳理同類事件我們發現，除了被打記者任職單位偶爾發出聲明，一般情況下，也就是媒體同行圍觀、聲援，其他力量失語、缺位的現象比較嚴重。記者被打，不僅是個人被打，還是輿論監督被打、法治文明被打，止于同行圍觀恐怕遠遠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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