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20多天就能上市的西瓜遭破壞，而破壞者竟是三名還在上高中的學生。5月21日，查清真相的浙江樂清南塘派出所民警兼任南塘中小學法制副校長的翁志斌，在調解中，提出除監護人賠償瓜農損失外，還建議讓三名學生在下一個周末到瓜地幫忙，以實際行動進行道歉。（5月23日《樂清日報》）

　　三名中學生在地里棒打西瓜，造成瓜農財產損失，這既體現出他們法律意識的淡漠，也說明這些學生不懂得勞動的價值，不尊重他人的勞動成果。對于這樣的學生，應該進行一定的懲處，讓他們為自己的任性付出代價，由此“長點心”。

　　可以想象，對于這樣一起責任非常明確但損失并不大的案件，一般的處理方式無非是要求這些學生家長賠償損失，對學生進行批評教育。這種處理方式，表面上看，該賠償的賠償了、該批評的批評了，似乎兩方面都做得很好，但其實兩方面都有不足。

　　對于瓜農來說，經濟損失得到彌補只是一方面，看著自己辛勤勞動的成果付諸東流，那份痛心惋惜帶來的心理傷害卻在短時間內難以愈合；對于學生來說，他們犯了錯，卻是由家長賠錢解決，自己不必付出什么代價，自然也就不以為意，很難從中吸取深刻的教訓。

　　令人感到驚喜的是，處理此事的民警非常具有執法智慧。在經濟賠償這一常規處理方式之外，加入了“勞動賠償”。讓破壞瓜農勞動的學生和瓜農一起勞動，既能讓學生體會到勞動的艱辛、勞動成果的來之不易，深刻認識到自己究竟錯在哪；也能讓瓜農在教學生如何勞作中，原諒孩子們之前的魯莽，紓解怨氣。

　　“勞動賠償”能讓學生學會尊重勞動，具有極佳的教育意義，這當然值得我們點贊。但必須看到，這畢竟是一種善后處理，是在損失造成后的亡羊補牢。“勞動賠償”實際上是在為勞動教育的缺失補位。雖然我們常說“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但實際上學校更重視的是“德智體”，勞動教育被置于非常邊緣化的地位。

　　一方面是勞動課淪為走過場，所教授的勞動技能非常有限；另一方面是傳統的打掃校園、打掃教室等活動，在很多學校也只是應付了事，有的學生甚至雇人來打掃。在這一背景下，產生了許多極端個案，比如有媒體報道，沈陽一名準大學生被重慶大學錄取，卻因生活自理能力差、沒信心獨立生活在開學前夕放棄了讀大學的機會；一名來自遼寧的大學新生開學前因不會洗襪子陷入焦慮，在報到時帶了上百雙襪子，塞滿了行李箱……

　　教育家陶行知曾有言：“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勞動賠償”之中，其實也蘊含著勞動教育的精神。可想而知，如果我們能在事前就做好對學生的勞動教育，讓學生能體會到農民的辛苦，他們也就不會做出棒打西瓜這樣的舉動。希望學校和家長都能對勞動教育重視起來，讓孩子們不再輕視勞動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