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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工成本再次被聚焦。“不漲工資，招不來人；工資漲上去，企業吃不消”“降成本，別的成本還有戲，用工成本，我看難！”記者在浙江省的杭州和嘉興、河南省的鄭州和洛陽采訪時，企業普遍反映用工成本上漲迅速，特別是在近年企業效益不理想的情況下，對企業構成較大壓力。鄭州日產列了一張用工成本表：一名月薪1萬元的員工，扣除個人繳納的社保及個稅等，拿到手的部分是7300元，而企業總計為其支付約1.6萬元。（5月30日《人民日報》）

　　企業用工成本之高，早非新鮮話題，但“企業付1.6萬員工到手7300元”的調查數據之高，仍然讓人吃驚。而所謂企業用工成本之高，又主要是社保費率之高，這更是不爭的事實。譬如在2014年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的聯組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馬凱在回答委員詢問時，就明確表示，養老保險繳費水平確實偏高，“五險一金”已占到工資總額的40%至50%，企業覺得負擔重。關于企業用工成本之高，漸成一個無法再忽視的話題。

　　可以想見，“企業付1.6萬員工到手7300元”式的高用工成本，其帶來的現實后果會是連鎖性的。最直接的結果，就是使企業處于某種兩難的抉擇困境。倘若依法為員工購買各種險金，雖然不至于被員工抱怨，但因此產生的巨大成本，必然會障礙企業的進一步發展。倘若不依法為員工繳納險金，由于相應的勞動權益監管仍然顯得粗線條，也可能會平安無事。不少中小企業正是在此種僥幸心理之下，逃避相應的險金繳納義務，進而使員工利益遭遇直接侵害。

　　稅費過高不僅會削弱企業的競爭力，導致不合法的用工現象出現，對于整體的社會消費格局而言，也有著潛在的影響。險金過高，員工的繳費比例就會隨之變高，最終到員工之手的收入數額就會降低。下行的收入，必然會降低或推遲公民的消費行為，最終將不利于拉動內需，以及整體經濟的轉型與發展。恰緣于此，企業用工成本之高必須被破解。顯而易見，單純依靠企業來提高勞動生產率，以收入增長，來抵消用工成本之高，并不現實。破解用工成本之高更不可缺少國家力量。

　　具體來說，一方面，相應的稅費改革應當繼續，且不妨提速，以此降低企業社保的繳費率；另一方面，則是應當加快國家財政對社保領域的投入。譬如，按照國務院《關于試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意見》，加大國有企業資產劃撥、分紅上繳對社保基金的支持；譬如，出臺相應制度，用國家財政來承擔小微企業的部分社保繳費金額；再譬如，在繼續減稅的基礎上，嚴格限制非稅費用的征繳。倘若系列舉措都能落地，“企業付1.6萬員工到手7300元”的窘境當能得以緩解。

　　該如何撫慰企業用工高成本的憂傷？千萬不能只將其當成單個企業發展的困境，而看不到其中包含的公共隱患與問題。關于企業用工成本之高，此前已經討論得太過，現在需要的只是國家力量的加速跟進。新聞中說，面對記者調查，大多數企業認為用工成本特別是其中的工資成本不太可能降低，只希望能夠控制其增速不要過猛，同時降低附著在工資上的有關成本。如何“降低附著在工資上的有關成本”？相應職能部門是時候對此做出公共回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