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內問責，通常是指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即便沒有觸犯黨紀國法，但是自己責任范圍之內、職務范圍之內，出了問題的，被追究責任。《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中的問責，“是由黨組織按照職責權限，追究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yè)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主體責任、監(jiān)督責任和領導責任”。問責條例對問責原則、問責對象、問責情形、問責方式、問責主體、問責程序、問責時間等，作了詳細規(guī)定，其最終目的是讓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受到警示，增強擔當精神，肩負起管黨治黨的政治責任，督促領導干部踐行忠誠干凈擔當，自覺貫徹執(zhí)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問責條例短小精悍，亮點頻閃。

　　有權必有責，權責對等

　　權責對等是普遍規(guī)則。如果權力大、責任小，容易導致權力的濫用；如果權力小、責任大，容易導致責任無法落實，工作虎頭蛇尾、有頭無尾。當前存在的很多問題，歸根結底在于沒有正確處理好權力與責任的關系，既存在權力小、責任大的體制性問題，又存在只看重權力、不愿擔責的思想問題。針對黨的一些領導干部不能正確認識權力與責任的關系，責任擔當缺失問題，問責條例明確規(guī)定：“黨組織領導班子在職責范圍內負有全面領導責任，主要負責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員承擔主要領導責任，參與決策和工作的其他成員承擔重要領導責任。”這是對權責對等規(guī)則的充分肯定和對權責關系的明確規(guī)定。而問責條例規(guī)定的“依規(guī)依紀、實事求是”的問責原則，為問責中落實權責對等提供了根本遵循。

　　通過問責督促責任落實，喚醒責任意識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領導核心。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失職失責、管黨治黨不嚴，損害黨的形象，侵蝕黨的執(zhí)政基礎，妨礙黨的政治綱領和執(zhí)政使命的實現，必須追究其在黨的事業(yè)和黨的建設中的領導責任。因此，問責條例明確規(guī)定了問責對象，即各級黨委、所有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各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

　　打鐵還須自身硬。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全面從嚴治黨做出了戰(zhàn)略部署，包括：從治標入手，為治本贏得時間；贏得了時間，把紀律規(guī)矩立起來，為全面從嚴治黨標本兼治提供保障。習近平同志指出，黨的紀律規(guī)矩有成文的和不成文的兩種。不成文的，包括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好的工作慣例等，是要通過黨內政治生活的歷練和對中共黨史的了解來把握的；成文的，主要包括黨章和其他六類黨內法規(guī)，以及黨內規(guī)范性文件，如黨的決議、決定、意見、通知等。十八大以來，黨完成了對執(zhí)政之后到十八大召開之前的黨內成文的紀律規(guī)矩的全部清理工作，保留下來繼續(xù)有效的487件，其中42件需要修訂。同時，黨根據新的形勢和任務的需要，十八大以來新出臺或新修訂50多部黨內法規(guī)。習近平同志指出：“全面從嚴治黨，把紀律規(guī)矩立起來就是治本。”問責條例的出臺，是“把紀律規(guī)矩立起來”這項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問責條例是成文的紀律規(guī)矩的重要內容，鐵面問責，其根本目的在于督促從嚴治黨的責任落實，喚醒責任意識，激發(fā)擔當精神。

　　擔當精神是共產黨人的魂。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養(yǎng)成擔當習慣，需要內在動力和外在約束。外在約束的效果立竿見影，但需要內在動力保證其持續(xù)、持久。內在動力由內在激勵因素引發(fā)，這些內在激勵因素的核心內容是理想信念宗旨，優(yōu)良傳統(tǒng)作風，高尚道德情操、事業(yè)心、責任感、歸屬感等，這些因素都源自黨性修養(yǎng)。因此，黨性修養(yǎng)十分重要、十分迫切。但是，提高黨性修養(yǎng)是一個永無完結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外在約束有著明確要求，有著可預期的現實效果，能夠立竿見影。問責條例屬于外在約束，是有職責權限的黨組織以強有力的問責督促責任落實，讓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成為常態(tài)，從而保證責任擔當成為習慣。

　　兼顧問責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問責，從近期看是堅持問題導向，重點解決不擔當、亂擔當問題的迫切需要。從長遠看，是促進全面從嚴治黨標本兼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問責的必須性毋庸置疑。在這個前提下，問責的可行性必須高度重視。否則，問責就是漂亮的口號，不能得到有效執(zhí)行。

　　問責條例的生命力在于執(zhí)行，其有效執(zhí)行需要三條件：一是問責條例自身的歷史性和時代性，即回應現實需要，反映從嚴治黨一般規(guī)律。二是簡便易行，具有可操作性。三是執(zhí)行者具備積極性與執(zhí)行能力。

　　基于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的最新理論成果和最新實踐經驗，以黨章為根本遵循，問責條例針對時弊，切中要害，回應了全面從嚴治黨中不擔當、亂擔當的重大現實問題，同時，對那些目前還做不到的，寧可不寫，凡是寫上的，就要可行，保證其有效、管用。

　　問責條例執(zhí)行者的態(tài)度和能力對于問責條例執(zhí)行效果有著決定性影響。中央要求，從中央到基層，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都要把自己擺進去，聯系實際，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以身作則、以上率下，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自覺向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擔當精神看齊，一級抓一級，用擔當的行動詮釋對黨和人民的忠誠。同時，各級領導干部都要不斷學習，勇于實踐，提高做好本職工作的能力，把對黨的忠誠、對工作的滿腔熱忱化作抓好黨建工作、發(fā)展黨的事業(yè)的良好效果。

　　用兜底條款體現問責的“全”與“嚴”

　　問責條例第六條，使用“列舉式”立法技術，把“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違反黨章和其他黨內法規(guī)，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失職失責”，應該被問責的5種情形，即，應該被問責的具體情況，一一列舉出來，使問責條例的具體規(guī)范趨于明晰，對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行為具有明確的指引作用。但是，因主觀認識局限，可能會帶來問責情形列舉不全，這必然導致問責不全面。由于問責條例作為中央黨內法規(guī)具有穩(wěn)定性，不能朝令夕改，因而，有可能會由于社會變遷，隨時出現或發(fā)現新的問責情形，卻于法無據，難以問責，即使啟動問責條例修改程序，在修改過程中也會出現問責空檔。鑒于此，問責條例在列舉問責情形時加上了兜底條款，即第六條第六款“其他應當問責的失職失責情形”。

　　問責條例中使用“兜底條款”這項立法技術，將第六條中列舉的應該被問責的5種情形中，沒有包括的，或者難以包括的，或者隨著社會情勢的變遷，現在還無法預測的，納入問責項，這有利于減少因主觀認識局限帶來的問責情形列舉不全，導致問責不全面，也有利于問責主體依據條例的精神和原則，適應社會情勢的變化與需要，行使自由裁量權，將一些新出現或新發(fā)現的應該被問責的情形，通過這個兜底條款來予以適用，從而保證問責全天候、全覆蓋、無空檔。這就彌補了使用列舉式立法技術可能造成的缺陷，充分體現了問責的“全”與“嚴”。

　　問責方式和程序規(guī)范，問責主體和時間明確

　　問責條例第七條規(guī)定，對黨組織的問責方式包括：檢查、通報、改組；對黨的領導干部的問責方式包括通報、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上述問責方式，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第八條規(guī)定了問責主體，即黨中央或者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第九條規(guī)定了問責程序。第十條規(guī)定了問責時限，即“終身問責”。這些明確而又具體的規(guī)定，都聚焦到一點，就是保證問責的確定性和可操作性，使問責得以落實落細，真正形成威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