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今年G20峰會舉辦地，杭州格外受人矚目,比如西湖是全國第一個免門票的5A景區，比如阿里巴巴對杭州的貢獻。近日，一件事在熱傳：一位外地司機在杭州觀察了41分鐘，其間有270輛浙A牌照的車通過，全都是車讓人。不管細節有無出入，杭州人的確在踐行著汽車社會最起碼的規則，車讓人已是杭州街頭尋常而動人的風景。

　　杭州是怎樣做到車讓人的？面對筆者詢問，杭州的朋友答復說“禮讓斑馬線”現在已是習慣，和遵守信號燈一樣。查閱資料，最早是杭州公交集團對公交車動真格，不禮讓斑馬線的司機會被扣掉當月“安全獎”。之后，出租車、私家車加入進來，最終有了全城車讓人。以小見大，由此及彼，杭州車讓人給我們思考很多問題提供了一把鑰匙。

　　近期，一系列電信詐騙案件引發人們的高度關注，人們在痛恨詐騙分子的同時，也對電信詐騙背后個人信息的泄露憂心忡忡。從個人信息安全展開來，食品安全牽動國人神經，落馬官員動輒貪腐成百上千萬元，教授學者抄襲剽竊時有報道，老人跌倒扶不扶讓人糾結……這些問題一再觸動社會的痛點，引發人們的憂慮和思考。

　　怎樣解決這些問題？筆者想到了美國社會學家威廉·奧格本提出的文化滯后理論。他認為，制度建設、管理能力等非物質文化滯后于物質生產的變化，而在非物質文化內部，價值觀的更替又滯后于制度建設。在社會轉型時期，這種滯后性表現得更突出，各種社會問題也更多發。該理論隱含了解決問題的方法。既然價值觀的更替滯后于制度建設，那么我們應該更加重視制度的作用，輔以道德教化。事實上，正是厲行嚴格的規則，換來了杭州車讓人的蔚然成風。

　　杭州車讓人和全面從嚴治黨有異曲同工之妙。十八大以來，黨中央著力構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體制機制，修訂《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黨內法規制度體系更加健全，制度的籠子越扎越密、越扎越牢。同時，“道不可坐論，德不能空談”，向實處用力，嚴格執紀，標本兼治，黨風為之一清。2015年，國家統計局問卷調查結果顯示，91.5%的群眾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成效表示很滿意或比較滿意。

　　眼下，如果監管部門不出重拳治理泄露個人信息的行為，就無法遏制個人信息的肆意買賣。如果對于食品安全不用重典懲治，就停不下所謂人人既是施害者，又是受害者的互害模式。如果對于學術不端只是譴責，就會引來更多效仿者。如果不除卻人們的后顧之憂，很多人難免在扶老人前有所思量。“破窗效應”一旦顯現，單靠勸導人們自律很難發揮作用。

　　“一個民族和族群，總是在提倡道德而不注重規則的話，這個民族是會道德淪喪的。”只有在適宜的環境下，誠信、友讓的價值觀才會如魚得水，理性、平和的心態才會悄然萌芽，車讓人才會出現在更多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