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過村治中的民主建設制約基層干部的權力濫用？如何保障村莊中少數者的權利，遏制多數的暴政？如何按規矩辦事、按法律辦事遏制尋釁滋事的無賴？必須成為有關部門認真面對的關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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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段時間，某地村長利用扶貧中的權力脅迫本村貧困婦女的事件，引起了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與社會大眾的普遍關注。這一起孤立的個案，雖然主要是村干部個人品質問題導致，此案件所暴露出來的扶貧機制上存在的一些問題卻值得沉思。

　　“精準扶貧”的關鍵在于對貧困戶的精準定位，定位能否精準直接決定了扶貧的成敗。然而，農村與城市生活最大的不同往往在于，其具體信息往往欠缺格式和規范，呈現出散亂、零碎的特征，從而使得現代化的治理手段往往面臨信息嚴重失靈的困境。在精準扶貧的實踐當中，為了精確劃分貧困與非貧困主體，有關部門采取了“建檔、建卡”等規范化制度，然而，這些初衷良好的制度，在具體運行當中仍然有嚴重的缺陷。其主要原因在于：大量農民外出打工使得其收入狀況難以掌握；農民主體意識缺失、對扶貧缺乏主動性，對“建檔、建卡”普遍持冷漠態度；一些不富裕村落由于普遍貧窮，而難以對貧困者進行準確定位。

　　在農村治理環境短時間內難以改善的情況下，農村基層村治成了保障信息收集真實、扶貧精準到位的關鍵一環。如果村治出了問題，那么，扶貧資源就很可能成為關系戶的肥肉，或是集體大鍋飯里的稀粥。從目前精準扶貧當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來看，基層村治的一些問題不僅已經妨礙了精準扶貧的推進，而且也具有相當程度的普遍性。這些問題主要表現為：

　　其一、村干部在精準扶貧中缺乏制約，尋租現象嚴重。在一些農民主動性不強、信息較為閉塞的地方，上級主管部門難以及時、有效地了解基層信息，村干部成了上傳下達的唯一環節。“誰是貧困戶？誰有資格拿到扶貧的資源？”幾乎完全取決于村干部。如果村干部不能一心為公，那么扶貧很有可能就成為對關系戶的利益輸送。甚至在一些地方的扶貧實踐中，出現了村委會主任岳母開著小賣部拿貧困補助的怪相。

　　其二、宗族勢力、宗教勢力在村治中影響過大，異化村民自治，從而讓村莊中的小戶、小姓往往以“民主”的形式，被排除在扶貧資源分配機制之外，而這些村莊中的邊緣人群，實際比主流群體更加弱勢與貧困。一些地方的村干部淪為宗族勢力、宗教勢力的代言人，肆意欺辱壓迫弱勢群體，甚至因此發生過絕望貧困戶舉家自殺的極端事件。

　　其三、一些地方在扶貧過程中，深受“刁民”現象困擾，從而導致扶貧機制嚴重扭曲。近年來由于一些地方“維穩”壓力較大，因此在村治的具體過程中，“會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現象十分突出。一些不夠資格分配扶貧資源的人，往往以“鬧訪”來要挾村干部。在實踐中，為了避免這樣的麻煩，一些村莊甚至不申請扶貧資金或者將扶貧資源完全平均分配。

　　要想真正完成中央關于扶貧的戰略設計，有關部門要針對這些扶貧中長期存在的老問題，去探索行之有效的解決辦法，而在這其中，優化村治無疑是決定性的一步。如何通過村治中的民主建設制約基層干部的權力濫用？如何保障村莊中少數者的權利，遏制多數的暴政？如何按規矩辦事、按法律辦事遏制尋釁滋事的無賴？必須成為有關部門認真面對的關鍵問題。

　　（作者為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研究員 儲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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