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長假，有人在游玩吃喝，有人在忙著參加婚禮。而接受邀請、赴宴賀喜，就免不了要送上紅包以表心意。只是，如今份子錢的價碼芝麻開花節節高，越來越多初入職場的年輕人不堪重負，有人甚至將其戲稱為“紅色炸彈”。

　　客觀地說，從古代延續至今的份子錢，本質上是互惠互利的“眾籌”。在農耕時代，紅白喜事迫使當事人必須在短期內拿出數額不小的資金，此時，親朋好友送上的份子錢就能夠緩解對方一時的經濟壓力。而親朋好友送出的這份人情，也會在類似事務中得到對方的“償還”。可以說，份子錢能夠讓人們在短期內集資辦大事，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禮金數額的劇增和宴客名目的擴張，讓份子錢成了很多職場新人的重要支出，甚至禮金的多少還常常遭遇道德“德綁”，原本為了表達祝福的紅包現在更像是“紅色炸彈”或“紅色罰單”，讓很多人不堪重負。

　　在此背景下，一些地方曾嘗試通過強制手段加以調控，試圖遏制份子錢數額和名目不斷增長的勢頭，不過這種外部強制干預的作用甚微。四川巴中市通江縣曾規定，群眾辦壽宴需滿70周歲。此舉被認為有利用公權力干預普通百姓私事的嫌疑，在輿論的壓力下最終撤銷。相反，摒棄公權力的干涉，由民間或個人自由協商以達成合意更具可行性。例如，“山東淄博南太合村，30年來都是5毛份子錢”，這個流傳甚廣的案例說明，村民或朋友之間私下的約定和協議具有更強的約束力和執行力。

　　對于我們每個人來說，面對份子錢的輪番轟炸，最重要的其實是量力而行，在經濟能力范圍之內，送上合適的份子錢，不因份子錢的多少而憂慮或憤懣。份子錢的多少與關系的親疏不能完全畫上等號，雙方感情的維系也不能僅僅依靠結婚時的份子錢，而是日常的互幫互助和談天說地，讓份子錢多點情義、少點功利應該是我們所追求的。

　　“人情來往知多少，請帖數不了。今日盛行應酬風，鈔票不堪回首口袋中。親朋友情應猶在，只是規模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杯杯酒水肚中流。”這首打油詩形象生動地表露出人情消費的無奈，而良好送禮風氣還需要我們共同營造。

　　文/王垚（武漢體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