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治理，讓文化服務更精準(文化脈動)

浙江溫州市民在環境優雅的城市書房內閱讀。

　　本報記者 鄭海鷗攝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

　　以簡政放權、調動社會資源、優化服務為目標，我國一些地區探索建立以理事會為主要形式的法人治理結構，為群眾提供了更多精準服務。

　　亟須打破“大鍋飯”“等靠要”

　　廣東順德市民吳桃很喜歡看演出。前幾天，她購買了即將來順德演出的中央芭蕾舞團《舞姬》的門票，“在家門口就可以看到殿堂級的藝術表演，感覺真好。”幾年前，吳桃會為了看一場演出，專門開車去廣州、深圳，演出結束再開車回來。最近這幾年，“候鳥式”的觀演方式越來越少。

　　變化發端于2012年9月，實行理事會制度的順德區文化藝術發展中心成立，整合了區文化館、演藝中心等機構的職能。改革前，演藝中心年平均演出40多場次，去年達到240場次；還引進了解放軍軍委政治工作部歌舞團、中央芭蕾舞團等一批高檔次團體演出……“管理體制的改革，讓公共文化服務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為群眾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紅利。”廣東佛山順德區文體局副局長羅遠光有感而發。

　　改革前，“在相對固化的傳統事業單位運行機制下，人員‘吃大鍋飯’和‘等靠要’的現象嚴重，大家做與不做一個樣，死氣沉沉。還存在論資排輩的情況，真正有能力的人士沒有開展工作的積極性。”羅遠光回憶。

　　內部管理活力不強，群眾怎么能獲得高效服務？“現如今，廣大群眾不再滿足于低水平的公共文化服務，而向往著更高質量。那么，堅持問題導向，改革體制機制，就成了擺在我們眼前的課題。”浙江溫州市委常委、宣傳部長胡劍謹談道。

　　全國來看，行政依附性強、效率低下、監督缺位等諸多問題在公共文化機構中十分普遍，導致服務效能低下、供需對接不精準。國家行政學院文化政策與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高宏存表示，“理事會建設重新界定政府與公共文化機構之間的相互關系，能在放權與賦權中提高公共文化機構運作活力，更好地為社會供給供需對接的公共產品。”

　　實際上，廣東順德5年前已經開始法人治理結構改革。2014年，文化部頒布了《公共文化機構法人治理結構試點工作方案》，并在全國遴選了溫州市圖書館等10家公共文化機構作為國家級試點，各省也確定了60多家省級試點。近日，中宣部、文化部等7部委聯合印發《關于深入推進公共文化機構法人治理結構改革的實施方案》，推動深化文化管理體制改革。

　　改革后，順德文化藝術發展中心由來自政府、文藝界和社會其他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擔任理事，政府工作人員占比不得超過1/3，理事長由社會人士擔任。管理上參照現代企業管理模式，理事會全面負責中心重大決策和日常管理運作。溫州市圖書館則向社會公開招募理事，最大限度吸引各階層社會代表加入理事隊伍，第一屆理事會成員13名，來自文化教育界、工商企業界等的代表達到10名，溫州總商會副會長李國勝被選舉為首屆理事長。館長胡海榮表示，“這確保了理事會成員結構的多元性、身份的公開性和公眾的參與性。”

　　以高效管理，提供精準服務

　　“現在工作起來，就是沒日沒夜，而且熱情高漲。”順德文化藝術發展中心副總干事黃劍能感慨，中心確立了大大小小60項管理制度，所有人員均簽訂勞動合同，“比傳統文化事業單位的管理體制靈活、高效”。

　　“一年有6次績效考核，還有年終的群眾滿意度測評，一旦某員工工作不合格，就按規定處罰。而一旦工作完成得好，績效工資、職務調整等就會向其傾斜，充分激發干事熱情。”黃劍能說，“所以，我們所有人只能‘向前走’。有一名文化館的老同事，現在工作越來越有成績，這就是管理體制變革帶來的可喜變化。”

　　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專家委員會委員、上海社科院研究員巫志南談道：“理事們來自不同領域、具有不同背景，比如律師、會計師、政協委員、市民代表，通過他們充分討論的決策，跟之前單純由單位里的幾個人決策相比，更大程度上保障了科學性，也發揮監督作用，為公眾利益把關。”

　　管理體制更加科學，最終獲得實惠的是老百姓。“理事們來自各行各業，讓公共文化機構能直接而系統地聽到各界群眾訴求，引導以需定供、開展精準服務。”胡海榮介紹，除了一年3次的理事會全體會議，日常各理事都在微信群里積極交流，傳遞社會各方面對工作的意見建議。

　　溫州城市書房應運而生。“很多讀者向理事反映，能不能延長圖書館開館時間、能不能將圖書館建到他們身邊。理事會就此事進行了討論，最終促成了群眾家門口的城市書房的產生。”李國勝回憶。截至今年10月，溫州城市書房已建成28家，接待讀者232.6萬人次，外借圖書125.3萬冊，圖書外借率230%。

　　吳錦榮是順德小有名氣的策展人，也是文化藝術發展中心的上任理事，他籌集百萬資金為中心建設了順德藝術展覽館，并負責運營，5年來，他策劃的展覽就有上百場。記者觀察到，各地理事會均將社會知名人士作為重要人員，他們責任感強，對文化事業有情懷，且有影響力和社會資源，極大增強了文化機構凝聚社會力量、整合資源、調動資源的能力。

　　做好新舊體制的過渡、銜接和轉換

　　長期以來，文化行政主管部門既管文化又辦文化，且往往以辦文化為主，疲于各種活動的應付，導致該“管”的沒管好，“辦”的水平也不高。實施政事分開、管辦分離的法人治理結構改革，由此顯出必要性。

　　不過，對于有條件的地區推進公共文化機構法人治理結構改革，巫志南表示，理事會要避免“翻牌”，避免政府部門包攬一切組建事務，“特別是政府官員理事過多、在很小的業務圈內找熟人擔任公眾理事，或主管部門過多介入理事會事務性決策。”此外，巫志南談道，“理事會中代表公眾利益的理事一定要占多數，從而將機構決策置于公眾視線之下。”

　　此外，必須避免理事會成為公共文化機構的另一個“婆婆”，也就是理順文化主管部門和公共文化機構理事會之間的關系，并明確公共文化機構中決策層、管理層的職責權限和規則，這是改革推進中的重要方面。“政府放了哪些權，理事會有哪些管理自主權，理事會內部如何運行，這些都必須予以明確，防止出現‘爭權’或‘推諉’的現象。”巫志南說。

　　“執行上級交辦的文化精品創作任務由文化藝術發展中心負責，文體局協助；全區文藝交流工作由文化藝術發展中心負責……經歷了幾年磨合，順德區文體局和文化藝術發展中心終于在2014年，對存在交叉的49項權責列出清單，逐一進行了明確。”順德區文體局文化科副科長廖亦泉表示，“由此，文化主管部門騰出精力和力量專心管理和監督，文化藝術發展中心則專業實施辦文化，形成合力。”。

　　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文化部相關負責人表示，各地相關部門應加強協調配合，落實責任分工，把握工作節奏，做好新舊體制的過渡、銜接和轉換，積極穩妥推進。記者了解到，《溫州市圖書館章程》也是歷經半年多反復修改后方才出臺，章程明確了理事會職能，梳理了其與主管局之間事權委托與被委托的關系。比如，明確政府對理事會的影響主要表現為政策引導、經費約束和行為監督，而不直接干預理事會的決策行為。

　　公共文化機構法人治理結構改革不是一項單純的業務工作，而是涉及公共文化機構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改革的系統工程。即便是走在改革前列的公共文化機構，目前的發展也還存在一些困難。胡海榮說，“法人治理結構改革涉及各方面內容，不是圖書館和主管局說了就算，它涉及人事、財政等諸多部門。所以期待配套政策能更加成熟，讓理事會充分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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