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楊鶴

蘇姐站在我面前，手里攥著二審法院作出的生效判決書，懊惱道：“仲裁員，當初應該聽你的，調解好了。”

這是距上次她斬釘截鐵地說“絕不調解”，過去了825天。

我們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是處理勞動人事爭議案件的前端窗口，加之與法院分屬不同系統，往往很難聽見當事人走完仲裁、訴訟程序后的聲音，也不易計算案件從仲裁立案到訴訟終結的時間跨度。這回，之所以能聽見蘇姐的聲音、精準計算825天，是因為蘇姐還有一案正在中止審理，需要以她手上那份生效判決書為依據。

在沒辦理蘇姐案子之前，每次逛超市我都有個疑問，比如貨柜上不同品牌牙膏，明明都是超市的牙膏，為什么導購員會不厭其煩地只推薦某個品牌牙膏？辦了蘇姐的案子后，我才了解其中原委。

蘇姐今年45歲，在一家大型超市賣大米。按常理，在超市上班，應該是超市員工。事實上，并非如此。就像公司有正式員工、派遣員工、外包員工一樣，超市里琳瑯滿目的商品背后，興許派駐著不同商家，而極力推薦某商品的導購員，有可能是商家聘請駐點的員工。

相較于超市員工或商家員工，蘇姐身份更為特殊。她在超市總共工作50天，前45天是第三方營銷團隊聘請的兼職工作人員，第46天營銷團隊解散，超市人力資源部長看重蘇姐銷售能力，招聘她為超市員工。工作第五天，因與主管發生口角，蘇姐當即以超市未繳納社會保險費、未簽訂書面勞動合同、未支付工資為由離職，要求超市繳納社會保險費、賠禮道歉、支付二倍工資差額和工資。超市兩次交涉，無果。

其實，單單賠禮道歉這項，雙方就很難達成和解，何況雙方對勞動關系起始時間還存在爭議。

蘇姐來我院領取立案通知書那天，超市人力資源部長也聞聲趕來。我組織她們調解，超市愿意支付5天工資和象征性人文關懷金；蘇姐很不滿意，她堅守“合理要求，寸金不讓”。

先擱置“金”的事，為了讓蘇姐明白登報賠禮道歉屬于人身損害的責任承擔方式，并非勞動爭議案件的處理范疇，我幾乎使出渾身解數。

“絕不調解，除非按申請書來。”蘇姐丟下這話，就揚長而去，留下我和人力資源部長面面相覷。

隨后庭審階段，蘇姐依然不調解。我也沒藏著掖著，明確告訴她裁決結果和救濟渠道：“除了五天的工資，其他都支持不了。所以，你要在收到裁決書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法院起訴，如果期滿你們都不起訴，裁決書就發生法律效力。”

“起訴到法院后呢？”蘇姐問。

我答道：“如果仍不能調解，一審、二審，漫長的等待。”

沒多久，基層法院收到了蘇姐的起訴狀，我等來了蘇姐的第二個案子，要求超市支付經濟補償。基于經濟補償按勞動者在本單位工作的年限計算，該案的審理需要以前案的審理結果為依據，且前案尚未審結，根據《勞動人事爭議仲裁辦案規則》第四十七條第五款規定，我作出中止案件審理的決定書，并送達給蘇姐和超市。

此后，我也開始了漫長的等待。每隔一段時間，我便電話聯系超市代理人，詢問判決結果。從一審立案、開庭、判決，到上訴中院、二審判決，幾乎沒落下他們參與的各個訴訟流程。

不知是我的“長期騷擾”打動了超市代理人，還是兩審判決結果均維持了仲裁裁決？超市代理人收到二審判決書后立即聯系我，在我的要求下，通過郵箱發給我電子版判決書。還告知我，如果蘇姐愿意調解，超市調解方案不變。

案件中止了兩年多，內心的焦灼促使我第一時間通知蘇姐，爭取最后的調解。

“亡羊補牢，為時不晚。”我拍拍桌上的案卷，笑道。

蘇姐一改方才的懊喪，露出一臉的驚喜。

兜兜轉轉825天，看似回到最初的結果，但又實實在在發生了什么。

其間，蘇姐問了我一個問題：“為什么判決要等這么久？調解可以這么快？”

我的法律知識，不足以使我從法理上深入淺出地向她闡釋，法律在公平與效率之間存在的天然張力。

我給她打了個比喻。

好比鍋里的米，判決像自己種田產米，整地犁田、買種育苗、插秧灌水、施肥除草、殺蟲割稻、翻曬打米，每個環節都不能省略，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種子能生長為稻谷、打出大米。它最大的優點，自己種的米，吃得安心。它的缺點，耗時久、成本高、播什么種產什么米，甚至因天氣惡劣、面臨顆粒無收的后果。調解就不一樣，它更像超市買米，完全省掉種子成為米的過程，既不用擔心顆粒無收，還擁有選擇權，可以選擇東北大米，也可以選擇泰國香米，或者海南粳米；大米價格看似比種子成本高，那是沒算上時間、勞力、情緒、農藥成本；買米最大風險，在于米的質量。但我想告訴你：我們仲裁員，就是大米質檢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