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鶴 攝

曾有一位素未謀面的當事人，令我心生好奇。這份好奇驅使我上網查看他的相關報道，甚至關注了他們學校的公眾號，試圖從中拼湊出他的真實輪廓。

他是一所藝術培訓學校的校長兼法定代表人。因學校拖欠執行校長績效工資、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被執行校長提起勞動仲裁。

開庭當天，作為法定代表人的他未到庭應訴。讓我感到意外的是，學校委托了代理人出庭——要知道，本案的應訴通知書、舉證通知書、開庭通知書均采取了公告送達的方式。

關于公告送達，《海南省勞動人事爭議仲裁辦案規則》第二十二條規定，仲裁文書送達應首先采取直接送達或郵寄送達的方式，前述方式無法送達的，可采取留置送達、公告送達的方式。公告送達的期限為30日，應刊登在受送達人所在地的省級主要報紙上。公告送達旨在確保即使受送達人無法直接聯系，仲裁程序也能正常進行。

實務中，當直接送達、留置送達、電子送達等方式均窮盡后啟動公告送達，隱含著對受送達人“消極應訴”狀態的合理推定，也預示其到庭應訴可能性微乎其微。

學校委托代理人劉律師的出現，打破了公告送達預設的靜默局面，讓案件的庭前調解有了可能。

仲裁庭里，我先詢問申請人執行校長調解意愿，執行校長并未直接回應，只是自顧自地傾訴被法定代表人妻子言語攻擊的經歷，話里話外滿是難掩的委屈。   

“楊校長，罵您的是他老婆，現在成他前妻了。董老師絕對不會罵您，他壓根不是一個會罵人的人。”旁聽席上，一位中年女士打抱不平道。

“董校長確實沒有罵我，但他不能任由他老婆用他微信罵我啊，你們聽聽看誰受得了？”申請人楊校長邊說邊掏出手機。

我抬手制止道：“申請人，直接說是否愿意調解？對方給出什么調解方案你能接受？”

楊校長沉默片刻，開口道：“兩個條件：一要董校長向我道歉；二要付清我績效工資8萬元。”

我將目光投向被申請人代理人劉律師。

旁聽席上的中年女士神色急切，搶先開口：“仲裁員，我們大清早趕來，就是為了幫董老師解決這事。董老師對我有恩，如今他遇到困難了，我想幫他妥善了結此事，還他一個人情。”

“如果調解成功，調解款確實由安老師出。”劉律師指著中年女士回應道。

言下之意，能否同意申請人的調解方案，關鍵在于旁聽席上的安老師。

我示意安老師和劉律師跟我出去。

安老師卻先走到申請人楊校長面前，動情地說道：“楊校長，您可能不認識我，但我常聽董老師提起您，夸您治校有方，學生也教得好，專業成績上線人數總在培訓學校前面。我們都清楚董老師為人，要不是走投無路，他不會停辦學校。我現在感覺他精神都有些問題了，整天畫向日葵，總說自己是梵高。”

“他人是個好人，但不能由著他老婆為所欲為。”楊校長皺眉嘀咕。

“前段時間已經離婚了。”劉律師低聲補充，拉著安老師隨我走出仲裁庭。

調解室內，安老師向我介紹董老師：“他骨子里就不是個生意人，而是個滿腦子有教育情懷的好老師。在這行，董老師的專業能力有口皆碑，網上有很多權威媒體對他進行過報道。他辦學校從來不是為了賺錢，而是想幫有藝術夢想的孩子，走進更高的藝術殿堂。遇到有天賦的學生，他不僅免學費，還親自手把手教。不得不說，經他點撥的孩子，個個進步神速。更難得的是，學校里還有很多別的機構不敢收的自閉癥、狂躁癥孩子，他總說畫畫能讓這些孩子看見世界的光、感受世界的美。我家孩子當年零基礎學畫，董老師免費輔導三年，一路送進湖北美院。如今他陷入低谷，正是我報恩的時候。”

我凝視著安老師因激動而微微發紅的臉龐，目光卻在她舉止間本能搜尋可能存在的虛飾。察覺這份猜忌的卑劣時，我內心尤為難過。曾幾何時，課桌抽屜里藏過的《陶行知文集》，扉頁鉛筆字寫著“未來當一名教育者，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

而今，當理想中的教育者形象從他人口里傳來，我卻隔著職業慣性的厚繭揣測他人的真心。那些關于情懷的訴說，早已在歲月里蒙上了對 “理想主義” 的懷疑塵埃。    

“董老師的確是個好老師，不過現在您打算如何回應申請人的方案？”

“錢沒問題，我來出。但他要董老師道歉，仲裁員，麻煩您幫忙協調下，我給他跪一個行嗎？”安老師眼眶通紅地懇求道。

劉律師緊接著說：“我也給他跪一個，兩個也行。”

我愕然望著她們，正色道：“劉律師，請恪守職業道德，你現在是代理人。”

“董老師是個重情重義的人，他經濟狀況好的那些年，一直幫襯著我師傅和我，替他下跪，我心甘情愿。”劉律師埋著頭，繼續說道，“從法律上講，申請人沒有績效，學校早就停業整頓，沒開課哪來績效？即便董老師前妻違法解除申請人，賠償金也不到8萬。”

“你們先在這等會，下跪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我重返仲裁庭，向楊校長反復解釋仲裁風險以及賠禮道歉不屬于勞動仲裁受理范圍：“即便起訴到法院，罵人者是董校長前妻，非他本人”。

楊校長仍不為所動。

庭前調解失敗，案件進入開庭審理程序。庭審圍繞績效工資、賠償金兩項請求展開，被申請人提交《停業整頓告知書》，勞動合同約定績效工資按課時或經營狀況發放，楊校長未能舉證證明符合績效計發條件。至于賠償金，被申請人愿意支付。

庭審結束前，雙方均同意調解，被申請人仍愿按8萬元支付。

庭后，我直接算出賠償數額，直言告知申請人：“多余2萬多算怨氣費，您能否接受？先考慮下。”

我請安老師勸說董校長微信道歉。

“這有點難，他以前就不常用手機，現在成天關在畫室里畫向日葵。”安老師打開手機，有些興奮說，“給您欣賞下他的畫，確實畫得好。董老師常說，痛苦終將過去，但美會留存。”

我接過安老師的手機，相冊屏幕上是一幅幅色彩濃烈的向日葵油畫，在光與影的褶皺里，每一粒葵花籽都在燃燒、吶喊。點開大圖，一張張翻看，其中有張向日葵右下角一行極小的簽名字跡：“致楊校長”。

   我如獲珍寶，因為我知道，這比任何道歉更治愈、更有力量。

最終，雙方達成了調解協議。為了表示感謝，楊校長說要送我一幅“公正廉明”的書法，安老師說要送我一幅董老師的“向日葵”。

我婉拒道：“您們的期望記在我心里就好。”

后來，在學校公眾號里看到董老師授課的畫面，他的手懸在畫布上方，仿佛捕捉某種看不見的光。

或許這就是勞動仲裁的意義：不是撲滅光，而是讓光以更穩健的姿態，照進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