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網3月25日消息??3月1日起，山東、廣東分別以26%、18.6%的平均增幅調高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后的廣州市最低工資標準為每月1300元，但這一全國最高紀錄隨即又被深圳、上海刷新……

　　“十二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13%以上。絕大多數地區最低工資標準達到當地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的40%以上”。

　　沉甸甸的數字，既是政府對民生的莊嚴承諾，也是價格對供求規律的反映。

　　面對2.4億的“天量”農民工，局部地區“民工荒”仍然連年上演。素來充裕的農民工，對與勞動強度不成正比的低廉工資開始說不。從“民工潮”到“招工難”，倒逼由此開始。

　　面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變化，長期以來藉由廉價勞動力推動經濟發展的模式何去何從？扭轉分配、城鄉、區域“三大失衡”又將如何借力發力？

　　記者奔赴江蘇、安徽、廣東、重慶、四川，在這些農村富余勞動力傳統輸出地和輸入地展開調查。

　　從“民工潮”到“招工難”，工資議價話語權向農民工一端微調，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迎來又一扇機會窗口

　　“8小時工作制，薪酬不低于2500元。”招聘海報上的一句話，讓那些曾在珠三角地區打過工的廣西資源縣的中年打工者覺得不可思議。

　　江蘇省吳江市盛澤鎮的4家企業在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的帶領下，日前遠赴千里之外的資源縣招工。

　　“海報上列的工資收入是最低標準，只要你努力工作，干得越多拿得就越多。”恒力化纖公司的人事經理湯云華對求職者說，“試用期什么都不會，也給你每月1600元的保底工資。”

　　迫使吳江企業走出去招工，并提供優厚待遇的，正是當地普遍存在的“民工荒”。“幾乎所有的辦法都想過，薪水也漲了，住宿條件也改善了，但招工還是不敢怠慢。”吳江銀杉織造有限公司老板徐雪根說。

　　“客觀上講，‘招工難’比勞動力供過于求要好，用工缺口直接導致了勞動力價格的提高，有助于促進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縮小。”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說。

　　曾經的“民工潮”，讓農民工一度成為廉價勞動力的代名詞。長期以來，有些地區農民工工資幾乎就沒變過。據蔡繼明介紹，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從1997的53%下降到2007年的39.74%，“只有切實扭轉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過低的狀況，才能從根本上改變分配格局失衡的現狀。”

　　“招工難”的出現，終于使傾斜的工資議價話語權開始向農民工一端微調，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迎來重要機會窗口。

　　3月1日，一場工資集體協商在廣東南海本田公司勞資雙方之間展開。會議的議題是商討2011年度的工資漲幅額度。“勞資雙方有共同的目標，即在2013年工人工資達到每月3500元，但這3年具體怎么走，雙方有分歧。”參加會議的廣東省總工會副主席孔祥鴻說。

　　幾經討論和談判，雙方各作讓步，最終決定：加上夏季獎金，今年一線員工月收入增加611元。

　　建立健全工資增長、決定機制，加強對工資分配有關問題的勞動監察力度……漲工資的預期，不再只是“看上去很美”。

　　重慶市璧山縣去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到2.48∶1。在縣長吳道藩看來，農民收入快速增長是差距縮小的重要原因，而這之中，務工收入貢獻最大，近年來每年增收幅度都超過15%。

　　不獨璧山。2010年，全國農民工月均收入達1690元，比2005年的875元增長近一倍。

　　“十二五”，更讓人憧憬。

　　“十二五”規劃綱要在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方面邁出歷史性步伐。

　　從“東南飛”到“逆流動”，產業西進梯度轉移，沿海與內地競相奮進、良性互動，區域協調發展端倪展露

　　“今年算是缺工最嚴重的一年。”從父親手中接過開辦了20多年的工廠，廣州人袁成武“最近比較煩”，雖然普通員工月工資比當地最低工資標準高出七八百元，但今年廠里缺工還是達到25%，“4條生產線，因為缺人只能開3條，手拿訂單心里卻不是滋味。”

　　“低成本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可能真的結束了。”袁成武不得不承認。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人工成本比前兩年增加了一兩個百分點，人民幣匯率上漲，原材料價格持續上漲，但出口訂單單價基本沒漲，“利潤空間縮水。”

　　轉行還是把工廠遷到內地？這是袁成武目前考慮最多的問題。

　　中山大學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申曙光認為，在內地招工工資水平已和沿海旗鼓相當的情況下，不能再走靠廉價勞動力獲得利潤的路子，珠三角地區產業升級轉型更加勢在必行。

　　或主動或被動，東部沿海地區拉開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的序幕。北上、西進，富士康等一批過去主要布局東部沿海的世界500強企業開始在中西部“跑馬圈地”。

　　“去年聽說重慶要建全球最大的筆記本生產基地，許多大企業都紛紛簽約，我們也跟著過來投資建廠了。”重慶傳鯨科技有限公司一位孫姓副總經理說。這家來自臺灣的IT配套企業已在廈門、寧波、蘇州等地辦廠，可如今沿海地區產業競爭激烈，生產要素成本偏高，“現在布局內陸還來得及”。

　　在安徽，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去年引進省外資金4867.4億元，增長47.2%；在四川，引進國內省外資金，已連續3年每年跨越一個千億元臺階。

　　重慶筆記本電腦基地項目將吸納50萬人就業。而在成都市，今年幾個重大項目用工量也在40萬人左右。產業轉移與勞動力轉移相結合，改變了長期以來中西部勞動力單向轉移的局面，“東南飛”不再是唯一的選擇，“逆流動”的隊伍在逐漸壯大。

　　傳統的勞務輸出大省正經歷著從一心“送人”到注意“留人”、“招人”的轉變。2010年，四川省勞務輸出2245.9萬人，其中省內就業1013.92萬人；安徽省農業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1300萬人，其中省內就業近400萬人，比2009年增加42萬人。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分析認為，正如東部沿海地區在承接國際產業轉移中邁上“第一級臺階”，產業西進總的趨勢是縮小地區差距。即便短期轉移的還只是低端產業，這種經濟布局的調整也會有正面刺激作用：原來工業化發展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地區，可以借此加快發展，進入工業化初期或中期，而東部地區則逐步進入工業化中后期，這樣一種梯次遞進的階差，較之于原來東部與中西部經濟布局的差距，應該要小許多。

　　“十一五”以來，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發展加快，經濟增速等主要指標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區域發展呈現出協調性增強的趨勢。

　　從“找生計”到“找尊嚴”，農民工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深度城鎮化”縮小城鄉“海拔差異”

　　3月2日晚，重慶市公共租賃住房首批公告接受申請的房源進行了第一次搖號配租。符合相關條件的農民工，均可申請公租房。

　　地處近年來我國第一個配租公租房的城市，公租房、城鎮戶口已成為不少重慶外資、臺資和民營企業招工的有力武器。

　　重慶市市長黃奇帆表示，善待農民工，搞好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住房、生活環境及社會管理，是一座城市最具吸引力的投資環境。

　　這樣的聲音，我們聽到了許多——

　　“招你們過去后，政府不是就不管了，而是要善待你們、留住你們。”在廣西資源縣招工現場，吳江市盛澤鎮副鎮長孫榮觀為招工吆喝不遺余力。

　　“用工變化的背后，要補城鄉統籌課。”安徽合肥市市長吳存榮的話一針見血。

　　袁成武說，從父親手中接班后，最大的改變是提高工人的待遇和改善廠里生活、娛樂設施。“新一代農民工和老一輩一心打工攢錢的農民工差別不小，單單把他們釘在流水線上是留不住人的。”

　　今年25歲的呂芳芳，現在是安徽馬鞍山立白日化公司的員工，“過去也在外面打工，可是無法在當地落戶，最后還是選擇回家就業，主要是生活穩定，工資待遇也不是最重要的。”

　　與呂芳芳一樣的新生代農民工，已經超過1億人。與父輩相比，這些“80后”、“90后”進城務工，不只是為了“找生計”，而是有了為自身長遠發展著想的新追求。“找生計”疊加“找尊嚴”，他們的閃亮登場，深刻改變農民工結構。

　　這樣的聲音，催生著城鄉統籌發展的新圖景——

　　作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重慶以農民工為主體，有序推進戶籍制度改革。2010至2011年，將解決在城鎮有穩定職業和住所的200多萬農民工及其家屬的戶口問題。同時，擴展公共服務，從就業、社保、住房、教育方面著力解決入城農民工與市民的“同城待遇”問題。

　　成都建立戶籍、居住一元化管理的體制機制，2012年將實現全域統一戶籍，城鄉居民可以自由遷徙，享有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

　　今年節后“招工難”出現后，合肥市政府推出18條舉措，著力破除農民工留城壁壘。

　　“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把符合落戶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轉為城鎮居民作為推進城鎮化的重要任務”。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實現農民工市民化，既是推進城市化進程的重頭戲，也是推進城鄉一體化的突破口。

　　以農民工市民化為內涵的“深度城鎮化”，在“民工荒”的推力作用下，風生水起。這個發動經濟增長的新引擎，正努力填補“人口紅利”遞減后我國經濟發展動力缺口，確保經濟巨輪繼續破浪遠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