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俄羅斯的個稅改革在籌集政府收入、調動人們工作積極性方面是成功的，但取得這些正面效應的同時，卻在很大程度上放棄和喪失了個人所得稅收入再分配調節功能，付出的代價也相當大。

　　“現在，中國的情況與當年的俄羅斯迥然不同，不適宜采取‘單一稅率’的個人所得稅。”賈康分析說，近年來，我國經濟繁榮，財政收入連年增長，居民就業積極性也較高，不存在當年俄羅斯需要解決的那些問題。我們現在的主要壓力，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漸拉大的問題。因此，個稅改革的主要目標，不是為政府籌集更多的財政收入，更主要的是有效調節個人收入差距，緩解社會分配不公的矛盾。

　　賈康說，此次個稅根據草案調整后，全部工薪納稅人中，適用5%稅率的工薪納稅人比重約為70%，適用的稅率在10%以下的工薪納稅人比重達到了94%。這樣的稅率水平，比俄羅斯實行13%的“單一稅”要低得多。“如果我們照搬俄羅斯的模式，豈不是要增加中低收入者稅負、減輕高收入者稅負？調節的方向就完全錯了。”

　　在采訪中，不少“上班族”也對實行“單一稅”制持反對意見。他們認為，對不同的收入水平實行不同的稅率，收入較高的人多繳，收入較低的人不繳或是少繳，還是比較合理的設計。普通人的收入肯定無法跟大老板比，如果不管收入多少，稅率都“一刀切”，那就太不公平了。

　　那么，個稅實行超額累進稅率，最高的累進稅率達到45%，會不會引發高收入者逃稅？

　　對此，劉佐認為，只要是工薪所得，無論是高收入者還是低收入者，發薪單位對其應繳納的個稅都有代扣代繳的義務，即使是總經理、公司高管也沒有“特權”逃稅。“至于一些私營老板為逃稅只拿很低的工資，日常消費在企業報銷，這樣的現象可能存在。但這樣一來，老板的個人所得稅繳得是少了，他的企業利潤就會多出一塊，企業所得稅就要多繳。再說，企業經營也有相應的法規約束，個人生活支出也不可能都在企業報銷。用這種辦法逃稅，里外里也占不到太多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