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廣州市總工會近日發布了《廣州市農民工幸福感調研報告》，這份調查報告的一大意外發現是，影響農民工幸福感的第一要素不再是傳統的經濟因素，而是夫妻團聚等家庭因素。專家建議，在“夫妻團聚比賺錢更重要”的幸福觀下，政府、社會和企業應共同努力，為農民工家庭團聚創造條件，提高農民工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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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天各一方到家人團聚，幸福定義悄然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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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產線上，34歲的江西籍農民工劉銀花特別扎眼：與一群80、90后女工在一起，她不僅年紀偏大，而且操作上也不如年輕人純熟快捷。盡管有點“格格不入”，但劉銀花卻非常滿意現在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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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老公分開了7年，結婚后我一直留在農村帶小孩，他到深圳來打工。每年就只有過年的時候能見上一面，由于怕花錢，平時電話都得省著打。要不是不想讓孩子變成留守兒童，我早就出來和他一起打工了?！眲y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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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業績一般，劉銀花的收入比不上年輕女工，但她并不太介意。她說，只要不太差她都能接受，因為她每天下班回家都能見到丈夫和兒子，一家人在一起才是她最在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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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市農民工幸福感調研報告》顯示，家庭因素的權重排在第一位，而經濟因素反而退居其后。這與往常社會對農民工最在意薪酬待遇的認識完全不同，也是整個調研報告中最令人意外的結果。更進一步的數據顯示，與配偶或戀人有較多時間和機會在一起的農民工，其幸福感明顯要高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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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家庭因素作為幸福感第一要素并非只是老一代農民工的特點，被認為張揚自我的新生代農民工也做出了同樣的選擇。22歲的劉華敏來自湖南邵陽，她幾次推掉了到深圳“賺大錢”的機會，寧愿留在廣州做售貨員，和父母、哥哥擠在一間20平方米不到的小房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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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長大了的留守兒童，很小的時候父母就拋下我們兄妹進城打工。那時候真的很害怕，什么都不會，見不到哥哥我就哭。打雷的時候，我們兄妹就一起躲進被窩里。我和自己說，我要快點長大，長大了就能進城和爸爸媽媽在一起了?！眲⑷A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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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守的經歷讓劉華敏擁有很強的生活自理能力，鍛煉出獨立干練的作風。但是，她仍然選擇和父母留在同一個城市，不愿拋下家人追求所謂更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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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中國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快，農民工群體的流動形態正發生著變化：從單一勞動力獨闖都市到攜妻帶子的家庭化遷移。家庭化遷移讓農民工背井離鄉的打工之路不再那么苦澀，放工回家有人熱飯、有人說話的生活成為他們的慰藉。盡管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讓農民工的負擔變得更沉重，但他們認為這是“幸?！钡拇鷥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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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修工羅百虎兄弟在廣州郊區合租了一套2居室的房子，每個月房租要2000元，他們的父母妻兒都從湖南老家來到了廣州，全家12口人擠在這兩室一廳里，客廳和廚房都被分割出來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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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老家寬敞的老宅子相比，我們是‘蝸居’了。”他說。多了幾張嘴吃飯，羅百虎每個月的開銷變得更大，他不得不接更多的活，甚至做到晚上八九點才收工。但是他說自己覺得很幸福，因為家里有人在掛念著他，而不是一間空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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