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此復雜的環境下，菅直人卻做成了幾件事：黨的資金透明化，黨的干事長難以攬權越權，減少核電的依賴，推行與在野黨分權的政策。在備受壓力的最后七十幾天里，他明確以“辭職三條件”為籌碼，在“扭曲國會”的復雜條件下，成功通過了《公債發行特例法案》、《特別國債發行法案》和《再生能源法案》。這些法案的通過，在災后增稅問題還沒有達成廣泛共識之前，為災后重建鋪平了道路。《再生能源法案》則使日本能進一步減少對危險的核電的依賴。日本民調表示，大多數民眾希望繼任者能繼續推行菅直人的政策。

　　菅直人提出的“三條件”一旦滿足，他就如約宣布辭官，他在這樣時機上“撂擔子”，更多彰顯了政治誠信，是一種負責任的盡職。以其“遲遲不辭職”而斥其“戀棧”，現在看來是多么蒼白無力。

　　穆迪數日前再次下調了日本主權信用評級，“降級”決定的理由之一就是日本政局不穩，難以形成一貫政策。但穆迪還是對日本的信用評級前景上持有“穩定”展望，這一正一負的表達，正是預感到菅直人推動的公債法的成功通過。正是日本這樣一種內在的韌性，使日本雖經磨難，卻沒有最終演變為國家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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