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基本判斷沒有變，但我國發展階段和國際環境的變化，決定了我們面臨的機遇是倒逼擴大內需、提高創新能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新機遇。只有抓住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新機遇，積極擴大國內需求，加大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力度，進一步強化創新驅動，進一步深化改革，才能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

　　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全面分析國內外經濟形勢，指出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基本判斷沒有變，同時強調我們面臨的機遇不再是簡單納入全球分工體系、擴大出口、加快投資的傳統機遇，而是倒逼我們擴大內需、提高創新能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新機遇。這是深入分析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形勢新變化得出的科學結論。發達國家經濟低迷、市場疲軟使我國出口增長受阻，世界科技和產業革命孕育新突破。我們只有抓住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新機遇，積極擴大國內需求，加大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力度，進一步強化創新驅動，進一步深化改革，才能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

　　千方百計增加居民收入，著力擴大消費需求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基礎作用。改善需求結構，加快建立擴大消費需求長效機制，使經濟增長由投資和出口拉動為主向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首要任務。一段時間以來，投資率不斷攀升、消費率趨于下降，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嚴重失衡，成為影響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一個重大隱患。形成這種局面，認識上的原因主要是我們曾長期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造成的短缺經濟下生活，對需求膨脹、供給不足的弊端有著深切的體會，但對市場經濟條件下需求不足、生產過剩的基本規律理解不深、缺乏經驗。我國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只有20年的時間，深化對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需要一個過程。過去十幾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持續低于經濟增長速度，城鄉、地區、個人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直接導致居民消費率下降，經濟增長過度依賴高投資、高消耗，資源、環境不堪重負。這種低消費、高投資的增長模式，導致生產與消費脫節、產能過剩，是不可持續的。

　　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基礎作用，必須千方百計增加居民收入，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同時，努力縮小居民收入差距，用“提低、擴中、控高”的辦法，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提高廣大居民的購買力。如果“十二五”期間能將居民消費率提高10個百分點左右，就不僅可以為經濟增長提供強大動力，也是對科學發展觀的最好貫徹落實。

　　從1981年到1985年的“六五”時期，我們糾正了前30年經濟建設上急于求成的“左”的錯誤，居民消費率曾達到51.8%，成為廣大居民從經濟發展中得到實惠最多的時期之一，經濟發展進入良性循環。“十二五”時期，居民消費率即使提高10個百分點，達到45%，仍然低于“六五”時期。所以，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費率仍有較大空間。在這方面，應當放開手腳，采取果斷有效的措施，力求盡快使居民消費率有一個大幅度的提高。

　　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加快發展現代農業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必須長期堅持、毫不動搖。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完善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加快發展現代農業，改變農業現代化滯后于工業化、城鎮化的局面，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在要求。

　　2011年，我國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未來10到20年，是我國由上中等收入國家向人均GDP1.2萬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國家邁進的關鍵時期。從國際經驗來看，進入高收入國家一般需要三個條件：一是城鎮化率達到70%左右；二是農業勞動生產率達到或超過二、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三是農民的收入水平達到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由于達到這三個條件的難度較大，所以許多國家長期在中等收入區間徘徊，有些國家甚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國要走出中等收入區間，順利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必須解決好“三農”問題，實現農業現代化和城鄉協調發展。實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關鍵也在于此。

　　發展現代農業，不僅是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增加農民收入、保障農產品供給的客觀要求，也是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滿足二、三產業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提高城鎮化率的迫切需要。我國農業勞動力還有2.8億人，耕種18億畝土地，平均每個勞動力僅能種6.4畝地，與美歐發達國家每個勞動力種幾千畝、幾百畝地比，相差幾十至幾百倍。未來一個時期，通過加快發展現代農業，從農業勞動力中再轉移出2億人，是有可能的。通過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實現城鄉居民收入大體均等，是發達國家的普遍經驗，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我國要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農業現代化是不可逾越的發展階段。

　　當前，我國發展現代農業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一是農業勞動力轉移有出路，許多地方存在招工難問題；二是社會資金大量富余，正在尋求投資渠道；三是市場對優質綠色農產品需求旺盛，亟待解決產需銜接和價格波動問題；四是農用工業具有很強的生產能力，能夠滿足發展現代農業的需要。把這些條件結合起來、充分利用好，就能夠大大加快現代農業發展步伐。發展現代農業包括發展現代養殖業。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畜牧養殖業迅速發展，在農業中的比重有了較大提高，但仍有很大發展空間。提高畜牧養殖業的規模化、現代化水平，既有利于確保食品質量安全、滿足人民提高生活質量的需要，又有利于提高經濟效益、保護生態環境，增強抗風險能力。應鼓勵和扶持大型現代化養殖場發展。

　　隨著國家財力的增長，應繼續增加財政對農業的投入。同時應看到，改變農業基礎設施和技術裝備落后狀態，需要大量資金投入，僅靠政府投入不可能滿足這種資金需求，政府投入只能起到鼓勵和引導作用；依靠農戶投入也不可行，因為農戶自身的積累能力低；綜合來看，吸引社會資金投入是必由之路。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證明，哪個行業對民間資金開放，哪個行業的發展就快；哪個行業拒絕民間資金進入，哪個行業就一潭死水。如果能進一步鼓勵民間資金投入，就將大大加快農業現代化步伐。應加快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發展區域性、股份制的小型民營金融機構，包括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資金互助社等，解決農村貸款難問題，以現代農村金融體系支持現代農業建設。民間資金大多來自鄉鎮企業，它們對農業有感情，比較熟悉，過去有些地區實行以工補農、以工建農政策時，曾對農業投資作出過貢獻。現在大部分鄉鎮企業已改制為股份制企業，需要根據新情況，運用市場機制吸引它們投資。為此，需要發展新型農業投資經營主體，包括家庭農場、農業合作社、農業公司等，發展多種形式的規模經營，構建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相結合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農戶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應予以確權頒證，長久不變。同時，鼓勵土地在不改變用途的前提下流轉集中，以提高土地的產出率和農業勞動生產率，通過減少農民來富裕農民，逐步縮小城鄉差距。

　　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著力增強創新驅動發展新動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以自主創新帶動產業升級，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核心。國際競爭的實踐證明，誰掌握了知識產權，誰就掌握了利潤的分配權。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主要發達國家都在積極謀劃，力求在科技創新上尋找出路，紛紛把發展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網絡、生物產業、節能環保和低碳產業、綠色經濟作為新一輪產業發展的重點。我國要增強國際經濟競爭力，搶占科技和產業發展制高點，必須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集中力量攻克相關技術難題。目前，許多地方把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作為經濟和科技發展的重點，但存在低水平重復建設現象。政府部門和行業組織應圍繞新興產業發展的關鍵技術和共性技術，組織產業聯盟，在財政資金的支持下，由相關制造和應用企業、研究機構和大學共同組織攻關，實行協同創新，盡快在新興產業技術上有所突破，以形成新的投資熱點和經濟增長點。在這方面，我們有制度優勢和成熟經驗，應進一步發揮好。

　　應重視發展先進制造業，努力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我國工業化起步晚，應發揮后發優勢，積極用現代技術改造傳統產業，走工業化與信息化相融合的新型工業化道路。隨著勞動力成本和資源、環境成本上升，一些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產業的盈利空間越來越小，只有在技術創新和產品創新上找出路，企業才能繼續生存和發展。政府和企業都應加大對科技研發的投入，創造更多的技術成果和國際專利，用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促進產業升級，盡快實現由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產業為主向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產業為主轉變。

　　應充分發揮大學在科技創新中的作用，使大學成為能夠提供大量發明專利的創新基地，發揮大學院系和學科對產業發展的支持作用。堅持以科研帶動教學，選拔具有創新能力的教師，培養創新型人才。利用國際科技資源是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一條捷徑。當前發達國家不少企業陷入困境，為我們擴大國際并購、引進技術和人才提供了機遇。應利用好我國外匯儲備充足的優勢，為引進國外科技資源提供有力支持。

　　加快“營改增”等稅制改革，促進現代服務業發展

　　加快發展第三產業，促進第一、二、三產業協調發展，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內容。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和就業所占比重分別為43%和34%，比世界平均水平分別低10和20個百分點左右。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長期發展滯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稅負過重。應盡快擴大服務業營業稅改增值稅試點范圍，進一步提高小型微型企業和個體戶的稅收起征點，努力為服務業發展創造良好環境。應重點發展物流配送、信息咨詢、會計審計、金融服務、網絡營銷、技術貿易、規劃設計、文化創意等現代服務業。如果能用5年左右的時間使服務業從業人員的比重提高到目前世界平均50%左右的水平，就可新增就業1億人以上，并使社會流通成本大大下降，還能大幅降低單位GDP的能源消耗。深化稅制改革，還能形成促進企業向研發和營銷兩端延伸的激勵機制。

　　鄭新立

　　(作者為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