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沒有相當的魄力和技巧，這些問題真的難以解決”

　　然而正如斯蒂芬?羅奇的報告所言，“一份好的規劃要得到完全的實現”，“需要在戰略與戰術之間尋找到平衡”。作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二號人物、國務院的新任總理，這無疑是擺在李克強面前的一大挑戰。

　　不過事實上，在這份規劃綱要出臺之前，李克強就已經展開行動了。

　　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波及全球，對中國這個高度依賴出口的國家構成強力沖擊之時，站在一線指揮應對金融危機“戰役”的，正是當時分管發展改革、財政工作的常務副總理李克強。

　　由美國次貸危機逐步演變而成的那場風暴，被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是百年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到2008年第四季度，中國GDP增速跌至6.4%，10月份的財政收入竟出現了負增長。

　　長期的結構性矛盾、年初南方的雨雪冰凍災害和其后的汶川特大地震與這場金融危機疊加在一起。“沒有相當的魄力和技巧，這些問題真的難以解決。”財政部一位官員事后這樣評論。

　　中共中央、國務院經反復權衡，最后決定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一位知情官員回憶，李克強在整個計劃中思路“非常清晰”：民生工程要成為此輪投資計劃的重中之重。數據顯示，此輪調控用于改善民生的投入占政府新增投入的50%以上。據財政部統計，2008～2012年，財政支出在民生方面總計達到了17萬億元，年均增長21.1%，而同期財政收入的年均增長率是18%。

　　他提出的目標是，要力爭在13億人口中推進“全民基本醫保”，同時，要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投資力度。

　　住建部一位官員用“強力推動”四個字來形容李克強接手保障房建設工作后的一系列動作。從2008年開始，中央每年逐步增加對地方保障性住房建設的專項補助資金，2008年是50億，2009年變成140億左右，2010年達到400～500億，到了2011年增長到1300億左右，2012年則達到1700億。

　　這位官員表示，在現有體制下，如此層層遞進相當不易。

　　從公開報道的不完全統計來看，2009年至2012年9月底，李克強親自督陣推進，專門召開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會議和視察地方保障性安居工程就有40次之多。5年中關于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批示達300多條。

　　而在這種“強力”推進下，2008～2012年，各級財政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支出超過1萬億元(含農村)；在財政資金的引導下，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累計完成投資近4萬億元，解決了1億人的住房困難問題。這段時期也成為中國政府對住房保障投入最多、建成規模最大、工作成效最顯著的時期。

　　一位知情者解讀稱，這樣的推進思路，一方面是出于李克強對于民生多艱的不忍和體恤：“萬事民為先”。“他始終有一個清晰的理念，就是要構筑一張保障民生的基本的‘安全網’，兜住社會的底線”。另一方面，也是應對金融危機的近期戰術需要，因為既能拉動投資，又能擴大內需，還是中國要實現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長遠戰略必需。

　　某種意義上，來勢洶洶的國際金融危機，在李克強看來，也意味著改革機遇。

　　為應對金融危機而大規模開展的增加財政公共支出和結構性減稅，成了李克強一步步推動化解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一些結構性難題的機會。據知情人士介紹，這些稅改措施也始終服務于一個清晰的理念：推動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2012年，李克強親自到上海“督陣”營業稅改增值稅的試點。在他看來，這絕非一項簡單的稅種轉換，而是一個重大的制度創新，是一項“牽一發動全身的改革”。這項看起來并不起眼的稅制改革，不僅可顯著減輕中小企業的稅負，更有助于推動服務業的繁榮發展，有效引導企業轉變生產發展模式和經營方式，從而大大加速服務業和制造業的深度融合。

　　而在國際上引發眾多好評、被視作極大促進中國節能減排力度的成品油價稅費改革，也是充分利用了金融危機帶來的難得機遇。事實上，1998年，中國便開始醞釀燃油稅費改革，然而國際原油價格10年間持續上漲，這項改革始終因時機不成熟而遲遲難以出爐。直到2008年下半年，國際油價大幅下挫，李克強敏銳抓住這一時機，親任部際協調小組組長，主持了十幾次會議，在國際油價幾乎降到最低的時點，一舉推出了這項牽涉多方利益的稅費改革。

　　財政部一位官員事后評價，在應對金融危機的過程中，李克強對財政政策和稅收政策運用、配合得相當純熟，表現出駕馭市場經濟多種政策工具的出色能力，展示出化解錯綜復雜利益矛盾的過人膽略。

　　“內在邏輯把握得非常清晰，整盤棋一環扣一環。”這位官員說。

　　事實是，中國經濟在全世界率先企穩，2008～2012年，在世界經濟普遍低迷的情況下，中國人均GDP的增長達到9.2%。而其中兩個細節，或許能體現這位一線指揮者掌控方向的出眾能力：

　　2011年，多方觀點認為，中國已經走出金融危機，要減少預算赤字，防止經濟過熱，但李克強卻認定危機并未結束。因此，他一面讓財政部在2012年減少500億元赤字，一面又從預算穩定調節基金中給2012年的支出調入2700億元，在事實上加大了當年的支出力度，成功應對了日本地震海嘯和歐債危機的雙重“夾擊”。

　　另一個細節是，2009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長面臨最嚴峻的形勢時，他不僅沒有提高“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反而還陸續取消了部分鋼材、農藥、醫藥、化工產品等406個稅號產品的出口退稅。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有一天晚上，這位副總理給財政部官員打去電話，明確指示：要頂住壓力，“兩高一資”產品絕不能補貼，這是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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