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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賄人要想得到免罰，就得走上法庭公開指證受賄人。

　　據新京報報道，吉林省原副省長田學仁涉嫌受賄案開審在即，有些向其行賄買官的人卻仍在原崗位上。

　　雖說有行賄行為不意味著行賄人必然要走上被告席，但據“兩高”聯合發布的《辦理行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行賄數額在一萬元人民幣以上的，就應追究刑事責任。大量行賄人逍遙在法網之外，“不夠立案標準”顯然無法自圓其說。

　　行賄人被免罰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主動交代”。其法律依據就在刑法第390條中，“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代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可現實中，依行賄人“主動告發”而導致受賄人案發的情況少之又少。

　　從司法實踐看，行賄人的“主動交代”，多發生在被反腐機構或偵查部門介入調查之后，“被動”的意味其實更多些。在多數國家，這種“主動交代”還需行賄人出庭指證受賄人作為減輕或免除處罰的基礎條件。

　　當然，我們得承認賄賂犯罪的查處確有其難點。賄賂的過程通常發生在兩人之間，很難征集到目擊證人，也沒有犯罪現場可供還原。正因為賄賂犯罪的證據搜集殊為不易，才有“污點證人”制度在國內的明滋暗長。但這種“心照不宣”的潛規則畢竟缺乏制度保障，又容易滋生司法腐敗。比如，“主動交代”的“主動”如何認定？什么情況下可以“減輕(或免除)處罰”，什么情況下又不可以？凡此種種都給了司法官員頗為寬泛的自由裁量權。

　　由于缺乏足夠的信息公開，民眾不清楚向田學仁買官者為何仍然在崗，對于行賄人為何得以免罰知之不多，質疑必然由此頻生。

　　這需要有關方面回應社會關切。不過，解除公眾擔憂的最好辦法，就是通過修法來使“污點證人”制度化。行賄人要想得到免罰，就得走上法庭公開指證受賄人。這既是刑事審判“直接言詞原則”的底線要求，也是司法公開的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