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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個國家和社會，善良的風俗和健康的倫理都是值得珍視之物，也受法律保護。然而，在近來鬧得沸沸揚揚的“大V”嫖娼事件中，有人搬出“私人空間”論，認為公安部門對這一行為的查處，是公權力對私域的侵入。此說令人驚詫。

　　在這種說法看來，私人空間不是公權力干涉的范圍。持此論者大概不清楚，案件是在淫穢場所破獲的，他們可能也沒有閱讀過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法和刑法的相關條文，這些法律都明確規定了對賣淫嫖娼、容留他人賣淫，以及聚眾淫亂等行為的處罰措施。難道一扇關著的門就可以把法律擋在門外？一個所謂“私域”就能免除法律的管轄？

　　而“性權利是個人權利，國家無權干涉”的說法，也在玩偷換概念的游戲。性權利不是性交易的權利，盡管交易主體處分的是自己的身體，但是交易行為本身有社會性，會對社會風氣和道德造成玷污。正因此，很多國家不僅將性交易看作違法行為，而且與之相關的行為，如引誘、容留、介紹賣淫等都在違法之列。

　　不論是“私人空間”說，還是“個人權利”說，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將個體置于社會之上，甚至用個體排除社會。這些論點透露出的個體觀，是純粹基于欲望和私利的個體，是被矮化和抽空了社會屬性的個體。發軔于這種個體觀之上的絕對的、排他的權利觀，即使在西方國家，經歷了20世紀“私法社會化”浪潮之后，也無法被廣泛接受。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人是城邦的動物。離開了社會和群體，人也不成其為權利主體了。

　　“人只一念貪私，便銷剛為柔，塞智為昏”。古人講的這句話，用于描述一些人，也恰如其分。他們在評論公共事務時，一副超然物外、言為天下范的架勢，可一到私人領域，就搖身一變，棄置身后。我們固然不能要求公共領域發言者均為道德楷模，但至少要以法律為底線。

　　公共領域不是由狡辯構成的。談論公共事務的人如果不修私德，何以正己正人？那些漂亮的句子、反諷的表達，最終像飛去來器一樣，落在了自己身上。這個道理本來平常，但是在一些人幽暗的線下生活里，竟然顯得如此稀缺，可嘆復可悲。

　　今日中國，價值觀的多元為一些倫理失范行為提供了土壤，但這不是“笑貧不笑娼”的理由，“私域”說更不是不法行為的遮羞布和避風港。如果說“大V”嫖娼事件給了我們某種啟示的話，那就是：任何人都無法用公共影響力豎起“私域”圍墻，免除社會規范的制約。法律已經說明了這一點，并將繼續說明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