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師……】

　　不知所措的人生，可以嗎？

　　楊飛的離經叛道其實不止這一件事，他自己總結為 “一直非主流”。在“一封信”里他自曝考駕照時他是全車7人中唯一一個不肯買那一包煙的人，在日常生活里他宣稱：生日宴、謝師宴、婚禮、葬禮本人概不參加。

　　在楊飛成為講師之前，1992年他大學畢業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建設銀行上班，5年中干過儲蓄、會計、信貸、計劃、財務、辦公室等崗位，剛開始柜臺上的崗位很辛苦，“取錢人多的時候，上廁所都要跑步。”后來到信貸崗位就輕松了，“吃呀喝呀打麻將呀，有時甚至上班時間也去打牌”。越干越覺得不爽，他就辭職投奔已在新加坡的姐姐和姐夫，重拾書本，在國立大學讀MBA。為了繳10萬多元的學費，他這個原來的月光族打過各種工：中文家教、站柜臺、水果倉庫的搬運工。

　　1999畢業那年恰逢東南亞金融危機，經歷了4個月令人崩潰的求職過程后，他幸運謀到了電信公司的財務職位。然而三年之后，最后辭職的一幕在他曾經的描述里充滿著戲劇性：老板拿著他完成的數據報告怒不可遏，“6頁報告除了封面封底，再扣除大量留白、空行以及N多的數據羅列，我自己的工作量類似鴨蛋”，“這一資產調查項目一年前曾經被公司財務總監叫停，那陣兒我為它加班忙到昏天黑地。此番部門新老板重啟，一開始我就不識時務地把財務總監那封郵件找出來，發給她和部門同事。我覺得這個項目除了讓我們保持著忙碌狀態，別的意義只有天知道”，“在老板發火一分鐘之后，我拿出一個月前寫好的辭職報告”。

　　這像不像“無論文故事”的另一翻版？

　　辭職加上幾年“分居—離婚”的煩擾，他索性決定離開新加坡回國。2002年，楊飛獨自背包行走云南西藏攝影旅行兩個多月，也到上海參加了兩次外資企業的求職面試，一度打算做職業攝影師，他最終選擇了到湖南大學做講師。不僅因為他的檔案存在那里，也因為全家都是教師，父親在湖南大學，母親在中南大學教高數，姐姐到了新加坡依然是教外國人中文。大學老師不必坐班，還有寒暑假，正好讓他這個“玩家”施展他的愛好：沿國道騎行攝影、天文觀星、聽音樂、彈鋼琴、打羽毛球……也能就近照顧年老體弱的父母。講師5000元的月薪只是他到外企的零頭，他卻不以為意：我沒再婚也沒孩子，房子貸款都還完了。炒一點小股，我的嗅覺還算靈。我自己的生活也很簡單，這都和那些拖家帶口的同事不一樣。

　　“這個世界因為多樣性而可愛，如果每個人想的都一樣，那還不如死了算了。跟我同屆一直當老師的同學，都是教授博導了，我一直都是講師。我這人沒一點面子觀，我媽就是個例子，退休后就知道，頭銜、職位這些都是假的東西。”

　　談到曾辦過的影展、出版的小說，雖然幾年后再看，他自詡“垃圾”，但都遵循了同一原則：出錢的事兒不干。“花錢買的東西是財主都能干的事，不能證明你真的有這個實力。” 話語中“二流”這個詞多次被他加諸己身，“我總覺得我的東西不夠好。”稍停又說，“我一直把自己當做二流藝術家，沒那么大壓力。我得讓自己開心，別給自己定位太高。人要有自知之明。”

　　最新的進展是，楊飛已經到圖書館報到，成為了湖南大學圖書館特藏部的一名圖書管理員。

　　湖南大學圖書館在岳麓山下，一個靜謐的院落。樓外一步之遙便是古跡——自卑亭，舊時通往岳麓書院的大道便從自卑亭內穿過。這個亭名源于《中庸》：“君子之道，譬如遠行，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

　　邇，近；卑，低。

　　如今的自卑亭悄然獨立于路旁樹蔭下，亭內似乎有賣冷飲的柜臺，幽暗中分辨不清是否營業。來來往往的路人行色匆匆，沒有誰在自卑亭駐足，偶爾的，有人投過來漫不經意的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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