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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家犯罪

　　法制日報《法人》雜志聯合中國青年報輿情監測室聯合制作的《2013中國企業家犯罪(媒體樣本)研究報告》近日發布，報告稱，2013年大眾網絡媒體上公開報道的企業家犯罪信息總共357起。在明確企業所有制類型的357例案件中，國有企業家犯罪或涉嫌犯罪的案件為87件，占357例案件的24.4%，民營企業家犯罪或涉嫌犯罪的案件為270件，占357例案件總數的75.6%。????企業家犯罪357起，這還只是2013年見諸大眾網絡媒體得以公開報道的案例。盡管如此，若以人群來計算犯罪率，這也已經是一個相當驚人的數據。

　　中國企業家的犯罪率偏高，原因何在？和其他群體一樣，個人因素肯定無法忽視，或因個體貪欲的膨脹，或因缺乏對法律的認識和敬畏，一步步陷入罪惡的淵藪。這一點從國有企業家的主要罪名方面得到了充分體現。報告中說，在58例有明確罪名的國企企業家犯罪中，共涉及28個罪名，主要包括“受賄罪26例、貪污罪13例、挪用公款罪11例、詐騙罪7例、私分國有資產罪3例、重大責任事故罪3例、濫用職權罪3例”。由此可見受賄、貪污、挪用公款是國有企業家犯罪的主要罪名，而這三種罪名都會讓人聯想到人性之惡。

　　但即使是在國有企業家頻頻失足的領域，僅僅歸咎于個體因素也失于片面。任何心智正常者都會有占有財物的欲望，但現實是并非每一人都能夠輕易遂愿。抑制人性中惡的一面，使其始終沒有暴發的機會，這就是制度的作用。降低國有企業家的犯罪率，無疑還是要深化國企的改革，進一步厘清國企高管及其背后國企的“官商政商”界限，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使董事會、監事會切實發揮監督制約作用。

　　相比于國有企業家，民營企業家的犯罪現象似乎更為復雜。按照“研究報告”，2013年不僅民營企業家涉案數要大得多，而且涉案領域也更為多元化，主要包括融資、財務管理、合同糾紛、安全生產、公司經營、產品質量、招投標等范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涉稅犯罪則是民企犯罪的重點罪名。從罪名分析，應該不難得出一個結論：融資、對市場和利潤的爭奪，最容易誘發民營企業家的犯罪。

　　就在相關機構發布年度企業家研究報告的同時，媒體報道，“中小企業被高利貸綁架，有企業主被迫自殺”。依賴高利貸緩解資金困難，盡人皆知屬于飲鴆止渴，但眾多企業主飲鴆止渴不正是當下民營企業融資困難的自然結果？在2013年前后，圍繞融資牽出了一些致使民營企業家入獄的大案，面對這一現象，是該抨擊企業家個人還是更應致力于金融改革？

　　論及民營企業家的罪與罰，還不能不談到這一群體與權力的關系。在依靠法治和市場解決問題成為習慣之前，游走于政經兩道的兩棲人物最容易制造創富神話。他們因依附于權力而崛起，活躍在法律的邊緣地帶，又往往因與權力的恩怨糾葛而墜落。從黃光裕到蘭世立、李途純，當年的商業英雄們，其大起大落的人生軌跡里，權力發揮了巨大作用應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正因為見多了企業家們的罪與罰，2013年8月，萬科董事長王石有感而發，談到了企業家的自救問題，并提出了個人的答案，即“建立自救基金”、“注意自我更新”、“反省當前環境，該發言時不要沉默”。如果說“建立自救基金”、“注意自我更新”是企業家群體內部的行動，那么對環境的反省與改造顯然并不僅僅是企業家們自己的責任。

　　企業家也是社會人，也應當遵守法律潔身自好，經由類似的自律，可以相信企業家的犯罪率會有所降低。但如果考慮一個正常的社會需要蓬勃的企業家精神，需要更多的商業英雄在為自己創富的同時使社會財富同步增值，那么怎樣厘清權力與商業邊界、建立法治市場經濟，使才能和努力成為決定個人乃至企業前途的關鍵元素，則應是全社會共同思考的緊迫命題。而毫無疑問，這實際也是降低企業家犯罪率的根本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