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步伐加快，交通擁堵、房價上漲等現象在部分大中城市日益凸顯，一些地方政府出臺了限制購車、限制購房數量以及限制外地戶籍人口購房等一系列限購措施。

　　這些“限令”施行以來，有人拍手叫好，也有人持批評態度。靠“限”這一行政手段來進行城市管理是否妥當，成為參加兩會的代表委員們聚焦的一大話題。

　　“‘限’有一定的必要性。”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政府應盡量不去干預市場機制能發揮作用的領域，但在市場遇到階段性問題時，政府有必要采取行政性措施來維護市場的穩定。當然這些行政措施，屬于特定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的短期管制。

　　由于“限”帶有極強行政干預色彩，因而其出臺也引發了是否公平的討論。

　　一直參與北京小客車指標搖號的溫先生就提出了質疑。“限行和限號對緩解交通壓力和減少環境污染確實有幫助，但對于總搖不到號的人來說，無法獲得駕駛權，其實是不公平的。”溫先生說。

　　“即使有些限令的效果是好的，但限令畢竟是一種行政干預。應當說，市場經濟并不排斥必要的行政干預，但是，行政干預不能代替市場規律。”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說。

　　代表委員認為，面臨特殊階段的發展難題，政府在發揮管理作用的同時，也要避免患上“限令依賴癥”，杜絕“限象”長期化、制度化的傾向。在政府主導之下，更需要引入市場化機制和手段來更有效地動員社會資源，這樣才能更好地實現新型城鎮化發展目標。

　　遲福林委員認為，目前一些地方的城市管理者大有將“限制”這一短期措施長期化的趨勢。一些措施短期看是必須的，但行政的力量只有建立在市場的基礎上，才是有效和有益的。

　　“政府的行為應當在法律法規賦予權限的框架下進行，未來應杜絕權力濫用的傾向，要讓權力的運用逐步規范化和制度化。”遲福林說。

　　值得注意的是，本屆政府先后取消和下放了多項行政審批事項。代表委員指出，權力清單制度的逐步建立，意在讓權力運行的邊界公之于眾，這對于城市管理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機遇。

　　“建立各級政府的權力清單制度，實際是要求政府更好地轉變職能，處理好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是提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的重要一步。”全國人大代表、國家行政學院原副院長周文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