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招”之后如何出招——代表委員建議以長效機制破解“大城市病”

　　“限招”之后如何出招？參加全國兩會的一些代表委員，就如何建立長效機制破解“大城市病”開出了藥方。

　　大家普遍認為，城市在快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以人口擁擠、交通堵塞、住房緊張、公共環境惡化為“病癥”的“大城市病”，是我國在快速城市化、工業化過程中無法避免的“成長的煩惱”，僅靠一些限制手段不可能解決根本問題，還應該從出臺配套措施、建立長效機制等方面破題。

　　由于小客車限行、限號，不少私家車主不得不在上下班高峰期加入擠公交、擠地鐵的乘客大軍，進而又加劇了公交、地鐵的壓力。對此有代表認為，在對私家車限號的同時，交通管理部門應加大配套建設，把精力放到優化道路設計和發展公共交通上來。

　　“不少大城市在基礎路網建設、公共交通設施等方面都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應該在改造基礎路網和完善公共交通設施等方面下更多功夫。”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建議。

　　“與其頻繁出臺各種限行措施，不如老老實實地反思現行城市規劃和道路設計的缺陷，扎扎實實地將精力和財力花在公共交通的發展上，花在交通規劃和道路建設的補課上。”全國人大代表、黑龍江大學法學教授楊震說。

　　“在限購對房地產市場調控效果不佳的背景下，必須要有緩解樓市供需矛盾的配套舉措。”在談到限購問題時，全國人大代表、經濟學家辜勝阻認為，政府應加快保障房、廉租房建設，以減輕樓市壓力。

　　也有代表委員認為，交通擁堵、房價高企的背后，暴露出的是城市規劃不合理等問題，因此下一步應在提高城市規劃方面下功夫。

　　“權宜之計過后，更要找到解決問題的長效機制。”全國政協委員、國家行政學院原副院長周文彰認為，我國出臺限行、限購的城市，都是人員密集度高、城市功能過于集中的地區。應借鑒歐美經驗，大量建設衛星城，將主城區的功能分散，從而減少主城區交通和住房壓力。

　　賈康委員認為，由于我國城市化進程不均衡、區域發展不協調，使得人口大量聚集在少數經濟發展較快的城市，這是導致交通擁堵、房價畸高、各類城市資源緊張等問題的根源。從長遠看，只有實現了區域均衡協調發展，形成錯位互補的城市集群，才能破解大量人口進入城市帶來的“大城市病”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