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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支軍隊所向披靡，不僅在于演兵場上掀起的塵沙硝煙，更在于內心深處升騰的烽火狼煙。

　　2014，又一個甲午之年。

　　2014，全面深化改革之年。

　　承載著歷史之痛與使命之重，一場群眾性的戰斗力標準大討論在全軍部隊蓬勃開展。

　　從領率機關到基層一線、從作戰部隊到保障單位、從中軍帳到演兵場，處處奔涌著一種激昂的強軍脈動——學習教育越深入，準備打仗的思想發條擰得越緊；討論辨析越激烈，革故鼎新的頭腦風暴來得越急；實踐轉化越自覺，敢打必勝的亮劍底氣蓄得越足。

　　這是軍事領域的一次思想大解放，是和平積習的一次思想大掃除，是聚焦打仗的一次思想大發動。

　　大討論像一副“清醒劑”，喚起大國軍隊的大憂患。

　　大討論像一塊“磨刀石”，砥礪大國軍人的大擔當。

　　大討論像一通“催征鼓”，推動強軍興軍的大進軍。?

　　（二）

　　“香格里拉”，人人向往的世外桃源。

　　然而，6月2日閉幕的第13屆香格里拉對話會，某些大國奉行的則是冰冷的“叢林法則”。

　　兩千多年前，古希臘哲學家安提西尼，用寓言詮釋了這一法則：面對兔子、山羊等弱小動物“所有獸類一律平等”的訴求，獅子大吼一聲：“你們的利爪在哪里？”

　　何謂“利爪”？就是一些人“永遠不需要征求別人許可”的“例外論”，就是一些人“我們的航母在哪里”的“大棒論”。

　　馬克思主義戰爭觀告訴我們，只要存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戰爭就不會自動從人間消失。能戰方能止戰，準備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這就是戰爭與和平的辯證法。

　　當今世界，戰爭的本質沒有變，戰爭的根源沒有變，制止戰爭的途徑沒有變，把戰爭利器“送到古物陳列館去，跟紡紗車和青銅斧一并陳列起來”的時代遠遠沒有到來。

　　今日中國，民族復興的目標從未如此之近，民族復興的阻力也從未如此凸顯。這種阻力，突出表現為錯綜復雜的國際戰略形勢，表現為日益嚴峻的國家安全發展環境。我國周邊熱點增多，燃點降低，個別大國在亞太地區煽風點火，日本軍國主義欲借尸還魂，少數亞洲國家拉大旗作虎皮，不斷在島嶼歸屬和海域劃界問題上挑起事端，東海、南海波譎云詭，我們家門口生亂生戰的可能性增大。

　　面對復雜多變的安全形勢，反躬自問，我們拿什么來保證國家不被侵略不被顛覆不被分裂？拿什么來保證改革發展穩定大局不被破壞？拿什么來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程不被打斷？

　　（三）

　　“軍人在戰場上用槍拿不回來的東西，不要指望外交官在談判桌上用嘴拿回來。”

　　對于一支軍隊來講，只有真正具備打贏能力，才能懾有效果、談有砝碼、打有本錢，以不變應萬變，不戰而屈人之兵。反之，軍事實力弱，戰斗力不強，不僅會受人欺辱，而且戰爭最終還會被強加到自己頭上。

　　習主席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以來，強調最多的，就是要求軍隊能打仗、打勝仗，并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高度，鮮明提出了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這一重要戰略思想。

　　強軍目標的核心是能打仗、打勝仗，強軍目標之“強”，說到底是打贏能力強，是戰斗力強。戰斗力始終是軍隊興衰成敗的最終決定力量，戰斗力標準始終是衡量部隊建設的硬性標準。戰斗力標準的高度和硬度，決定強軍之路的寬度和厚度。戰斗力標準起點高、落點實、要求嚴，強軍之路就能開拓得更寬、更廣、更長。

　　當前，我國正處在由大到強的關鍵階段，軍事力量在國家戰略全局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國家安全和發展對軍隊的依存度越來越高，國家的命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與軍隊的強弱、戰場的勝敗緊密聯系在一起。一旦發生戰爭，軍隊必須能決戰決勝。如果軍隊在戰場上打不贏，那是要產生嚴重政治后果的。

　　然而，“兩個不相適應”“兩個差距很大”“兩個能力不夠”的問題，依然很現實地擺在我們面前。能打仗、打勝仗方面存在的短板和弱項，是最致命的短板，最要命的弱項。在黨和人民需要的時候，軍隊能不能始終堅持黨的絕對領導，能不能拉得上去、打勝仗，各級指揮員能不能帶兵打仗、指揮打仗？這“三個能不能”如黃鐘大呂，振聾發聵，是當代革命軍人必須直面的“時代之問”，更是軍隊建設發展必須解決的時代課題。

　　（四）

　　法定而事遂，本立而功成。

　　商周時期，周武王提出：“王者舉兵，三軍器用，攻守之具，科品眾寡，豈有法乎？”對這個關于“法（標準）”的提問，姜太公作出了“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的回答，說明治軍打仗不僅有標準，而且這些標準直接關系到部隊的威力發揮。古今中外，戰爭形態有不同，軍隊性質有區別，但一部世界軍事史說明，堅持“按標準辦事”，軍隊才有戰斗力，才能打勝仗。

　　習主席把握天下大勢，縱觀時代風云，著眼戰略全局，要求全軍“牢固樹立戰斗力這個唯一的根本的標準，按照打仗的要求搞建設、抓準備，確保部隊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強調“軍隊建設各項工作，如果離開戰斗力標準，就失去其根本意義和根本價值”。這些重要論述，把戰斗力標準的權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把戰斗力標準的實踐性上升到前所未有的境界，標志著我們黨對軍隊建設規律的認識達到一個新的高度，標志著我軍對軍事實踐活動的探索達到一個新的水平。

　　“唯一的”“根本的”這個雙重定語，就像一條經線和緯線，標定出戰斗力建設在強軍興軍征程中的歷史方位；就像一條橫軸和縱軸，確立起戰斗力標準這個衡量部隊一切工作的時代坐標。

　　作為根本標準的唯一性，意味著軍事領域的一切活動，包括軍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各方面建設，軍事、政治、后勤、裝備各方面工作，具體標準可以有所不同，但共同的根本標準只有一個，即戰斗力。作為唯一標準的根本性，就是說在軍事領域各項活動中，戰斗力這個貫通和總攬全局的唯一標準帶有基礎性和支配性，是管根本、管方向的。如果把“唯一”當“之一”、視“根本”為“基本”，各種土標準、潛標準、偽標準就會滋生蔓延，戰斗力建設的大廈就會搖搖欲墜。

　　戰斗力標準既是軍事標準，更是政治標準。聽黨指揮不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口號，而是要通過能打勝仗具體體現；踐行宗旨也不是一個空泛的政治表態，而是要通過提供堅強安全保障充分彰顯。

　　戰斗力標準既是工作標準，更是戰斗標準。盡管我軍的歷史方位發生變化，但戰斗隊職能始終沒有變；盡管我軍的使命任務不斷拓展，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始終是最重要的責任。“對于這一點，不能有任何的誤解和動搖”。

　　戰斗力標準既是作風標準，更是能力標準。能力之痛是根本之痛，能力差距是致命差距。一旦有事，軍隊不僅要豁得出去，還要頂得上去；不僅要敢于亮劍，還要決戰決勝；不僅要讓人民愛，還要讓敵人怕。

　　“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

　　那種認為打仗就是打軍事，政治教育、文化工作等與戰斗力標準關系不大的觀點，是一種“單純軍事”觀點，對戰斗力標準的理解狹隘了。那種認為戰斗力標準可重可輕、可硬可軟，甚至用某個領域、某個方面的標準取代戰斗力標準的觀念，對戰斗力標準的理解泛化了。那種對“米秒環”戀戀不舍、對“跑跳投”念念不忘、對“鐵流滾滾”津津樂道的心態，對戰斗力標準的理解滯后了。澄清這些模糊認識，糾正這些錯誤理解，戰斗力標準才能成為引領部隊發展的“風向標”、統一行動號令的“指揮棒”、檢驗工作成效的“試金石”。

　　（五）

　　沙化的土壤，保持不住必要的水分；板結的土地，涵養不了發達的根系。不打仗思想、本位主義、守舊觀念等不破除，官兵的頭腦就會“沙化”和“板結”，戰斗力標準就難以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在戰斗力標準大討論中，一位領導深刻反思了幾年前親身經歷的本單位的一件事：某新型火箭彈下發部隊后，恰逢單位軍事主官在外集訓。按照訓練計劃，部隊應該馬上組織打實彈。但思來想去，反復斟酌，怕出事的想法占了上風，單位最終取消了計劃。

　　這種事情也許只是個例，但背后的不打仗思想值得警惕。?

　　只想在部隊舒舒服服地過日子、悠悠哉哉地混日子，只想混個一官半職、謀取待遇，只想把部隊管住不出事就行，只想綠化美化不想實戰化，只想“當兵兩三年、平安把家還”，這些不打仗的思想，害莫大焉。

　　部隊建設像個大棋盤，而部門、單位和個人是小棋子。大棋盤容不得“小算盤”。建設中“你有，我也要有”的攀比，部門間“你重要，我也重要”的紛爭，演訓中“你主導，我也要主導”的掣肘，提拔時“你上，我也要上”的角逐，名利前“你爭，我也要爭”的計較，都是本位主義“小算盤”惹的禍。

　　一旦陷入本位主義的泥淖，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打轉轉，只想本位利益的“口袋”鼓鼓的，戰斗力標準就會成為立不起來的“空口袋”。

　　海灣戰爭結束后，得勝而歸的美軍前線指揮官施瓦茨科普夫，沒有要求加官晉爵，而是堅決要求退役，理由是自己的觀念“已經不適應下一場戰爭”。

　　英國軍事家利德爾·哈特說：“唯一比向一個軍人灌輸新觀念更難的，是去掉他的舊觀念。”照一照信息化戰爭這面“鏡子”，那些守舊觀念、守常思維、守成思想，是多么刺眼和不合時宜！

　　如果嘴上說的是明天的戰爭，實際準備的是昨天的戰爭，就會成為蘇聯話劇《前線》中那個固步自封的戈爾洛夫；如果嘴上說的是信息主導、體系支撐、精兵作戰、聯合制勝，實際上對現代戰爭的制勝機理卻一知半解，就只能是看西洋鏡，不得要領；如果嘴上說的是不改革不行，但改到自己頭上時這個也不能動、那個也有困難，就打不了仗、打不了勝仗。

　　任何一支變革圖強的軍隊，都涌動著奔騰不息的“觀念洪流”；任何一種戰斗力生成模式的轉變，都經歷過鳳凰涅槃的“思想陣痛”。只有打破守舊觀念的禁錮，突破守常思維的羈絆，沖破守成思想的藩籬，在變革中找出路、在創新中謀發展、在進取中求跨越，才能搶占先機、制勝未來。

　　（六）

　　一位學者曾對近百年中國舊軍隊的衰敗規律做過統計分析，結論是“從組建到喪失戰斗力大抵30年左右”。衰敗的一個共同原因，就是作風腐化。

　　雖非燃眉之急，恰是危亡之漸。不良作風對戰斗力標準的腐蝕是漸進的、隱蔽的，卻是致命的。猶如溫水之于青蛙，使一支軍隊在不知不覺中陷入絕境；猶如蟻蛀之于長堤，在日侵月蝕中潰于一旦；猶如流感之于人群，在相互傳染中失去抵抗；猶如膏肓之于肌體，在無可救藥中徒喚奈何。

　　中外歷史上，多少軍隊曾摧枯拉朽、不可戰勝，威風八面、稱雄一時，但最后都無一例外地倒在了作風上。無論是古羅馬大軍，還是拜占庭帝國軍隊；無論是蒙古鐵騎，還是滿清八旗兵；無論是李自成的大順軍，還是洪秀全的太平軍，其衰亡至今仍讓人唏噓不已、引為鏡鑒。

　　不管曾經創造過多少輝煌，贏得過多少勝利，一支部隊只要作風壞了，戰斗力的瓦解就不可逆轉，戰斗力標準的銹蝕就難以遏制。

　　北洋水師校閱，“徒求其演放整齊”，為讓“看官”盡興，竟請來雜耍助陣，故一臨戰事，便分崩離析，全軍覆滅。“來遠”艦大副張哲榮在甲午一役后痛陳：“我軍無事之秋，多尚虛文，未嘗講求戰事……雖職事所司，未諳窾竅，臨敵貽誤自多。”

　　軍事訓練不是演戲，角色、道具、布景、走場都事先設計好了，大幕一開，鑼鼓一響，上去就照設定的套路一板一眼地演，演得再好也沒有什么實效。訓練場上唱“折子戲”，戰場上必然沒戲可唱。

　　習主席強調，軍隊抓作風建設，最重要的是聚焦能打仗、打勝仗，貫徹和體現戰斗力這個唯一的根本的標準。抓戰斗力不抓作風不行，抓作風必能提高戰斗力。

　　我軍的赫赫威名和良好形象，是浴血奮戰打出來的，也是優良作風樹起來的。從井岡山的挑糧小道，到南泥灣的大生產運動；從西柏坡最簡陋的指揮部，到朝鮮長津湖那不屈的“冰雕”，正是這種優良作風，催生了我軍強大的戰斗力。

　　承平日久，其弊必生。為什么個別單位“硝煙味”日淡，“生活味”漸濃？為什么有些部隊養兵環境越來越好，練兵條件卻不見改善？為什么有的人想生活享受多，想打仗事情少？為什么“舊五多”還沒有完全遏制，“新五多”又粉墨登場？為什么急難險重任務結束了，快捷高效的工作作風就不見了？諸如此類的“為什么”，都與不良作風對戰斗力標準的侵蝕密切相關。

　　兵不在眾，以治為勝。抓作風與抓戰斗力同向用力，立新風與立戰斗力標準一同推進，作風建設與戰斗力建設就會同頻共振、同生共長。

　　（七）

　　這次戰斗力標準大討論，上至領率機關，下到基層班排；上至軍委領導，下至普通一兵，層層深入發動，人人全程參與。范圍之廣，力度之大，影響之深，在我軍的集中教育活動中是少有的。

　　隨著大討論的深入，一方面“抓手”越來越往下沉，向一兵一卒延伸；另一方面“層級”越來越往上移，向領率機關聚焦。如果說前者意味著討論的廣度，后者就標志著討論的深度。因為“層級”上移源于這樣的共識：影響戰斗力標準樹立的深層矛盾和思想根子主要在領率機關，打破瓶頸的主要責任和推動力量也在領率機關。?

　　領率機關肩負著把方向、議大事、樹導向的重要職責，作出的每一項決策、拿出的每一個主意，都可能對戰斗力標準的樹立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領率機關與基層部隊是中樞與末梢、決策與執行的關系。上面偏一寸，下面就會偏一尺。如果討論來討論去、抓過來抓過去都在基層，就是本末倒置、主次不分，就抓偏了、抓虛了、抓空了。

　　在一次跨區機動戰役演習中，廣州軍區某師的一輛戰車在狂風大浪中意外沉海。演習是停下還是繼續？各級心里都在打鼓。軍區首長擲地有聲：“打仗會死人，訓練也可能死人，演習照常進行，有什么責任我來擔！”試想，要是高級指揮員不敢擔當，部隊怎么能放開手腳去對抗？演訓怎么能貼近實戰去組織？

　　領率機關是戰斗力標準這把尺子的制定者。尺子合不合用、能不能管長遠，取決于頂層設計的科學性、前瞻性。

　　早在2000年，美軍參聯會就制定了20年后的聯合構想，成為指導美軍聯合部隊建設和未來聯合作戰的綱領性文件。這種頂層設計的理念，值得借鑒。把戰斗力標準落到底，既要重視從工作指導上研究解決問題，又要通過加強頂層設計來規范和引領，確保長期堅持、有序推進，避免亂鋪攤子、亂建項目，“村村點火、戶戶冒煙”。

　　直面問題不回避，深挖根源不遮掩。討論中，有些問題基層部隊認識到了，但自身無力解決。比如，作戰訓練條例更新難，實戰化訓練環境構設難，軍兵種互聯互通難，裝備革新經費保障難，新型裝備人才補充難，等等。這每一“難”，都像一根繩索，捆著戰斗力建設的手腳。而解決每一“難”，都需要領率機關主動作為。

　　有些問題，牽一發而動全身，移一子而活全盤。比如，領導管理體制不夠科學，聯合作戰指揮體制不夠健全，力量結構不夠合理，政策制度改革相對滯后，等等。這些弊端不克服，就不可能進一步解放和發展戰斗力。領率機關應該拿出壯士斷腕的決心、自我革命的勇氣，敢于啃硬骨頭、攻難關，敢于打破條條塊塊、現有格局，為促進戰斗力躍升提供體制機制保障。

　　（八）

　　戰斗力標準具有鮮明的實踐性，思想上立起來不易，實踐中落下去更難。

　　一個單位提倡什么反對什么，重視什么輕視什么，既反映對待戰斗力標準的態度，更體現落實戰斗力標準的力度。導向立在哪里，官兵心思就會往哪里聚焦，各項工作就會向哪里用勁。樹立了正確的用人導向、工作導向、評價導向、資源導向等，就等于繪出了何去何從的路線，提供了孰對孰錯的答案。

　　--選人用人的“刻度”，什么時候都應定在打仗上。如果平時重用熱衷“點菜的”、冷落善于“點兵的”，偏愛會來事的、疏遠會干事的，戰事興起，誰來指揮？鼙鼓催征，良將安在？

　　--有時候做“減法”比做“加法”、知道“不干什么”比知道“該干什么”更重要。那些只為利想、不為戰謀的忙，那些只愿栽速生楊、不愿種公孫樹的忙，那些周旋于迎來送往、沉湎于文山會海的忙，忙得越多對戰斗力建設的危害越大。

　　--刻度越清、精度越高，評價就越準。作為一把評價的標尺，戰斗力標準需要量化、細化。如果刻度不清，黑哨裁判、暗箱操作、人情干擾就很難避免；如果精度不高，模糊判定、概略標定、主觀認定就很難杜絕。

　　--戰備需求、戰場需要就是資源投向。把每一分錢都花在刀刃上，讓每一滴油都用在緊要處，才能確保有限的軍費、寶貴的資源最大限度地發揮效益。“不當處若靡費千萬，該用時必捉襟見肘”，決不能讓國家投入的錢打了水漂。

　　落實“鐵標尺”，需要“硬規矩”。戰斗力標準的硬度，取決于平時獎懲的力度。賞一人而三軍樂者，賞之；罰一人而三軍震者，罰之。如果對違背戰斗力標準的人和事，睜只眼閉只眼，在處罰上失之于軟、失之于寬，就會使追責問責的“快刀”鈍化。

　　對那些輕視、漠視、無視戰斗力標準的行為，就是要板子打在具體人身上，讓他們確實吃到苦頭、受到懲罰。對那些真想、真用、真抓戰斗力標準的官兵，就應該讓他們嘗到甜頭、得到獎勵。只有讓規矩“硬”起來，戰斗力標準才能貫穿到軍事斗爭準備的全過程，落實到部隊建設的各領域。

　　（九）

　　“論事易，作事難；作事易，成事難”。

　　有人說，世界上最遠的距離，是從頭到腳的距離。因為從思想到行動，必然會遇到許多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矛盾，面臨許多無法選擇又必須選擇的困境：

　　都說不以事故定乾坤，但事故之責誰來負？都說功成不必在我任，但潛績如何來考核？都說唯實不唯上，但領導不滿意怎么辦？都說演習不能像演戲，但演砸了咋收場？都說按打仗標準來選人，但打仗標準誰來定？都說莫為亮點遮望眼，但沒有抓手工作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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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如此類的“基層之問”，答案也許在大討論之中，也許在大討論之外。

　　當全軍上下敢于提出這類確實難解的問題，勇于求解這類看似無解的問題，就意味著從認識到實踐的“最后一公里”正在被打通。

　　時間是最好的“顯影劑”。?

　　那些重大事件的歷史意義，往往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清晰地顯現出來。當年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如此，今天的戰斗力標準大討論亦如此。

　　戰爭是最嚴酷的“審計師”。

　　一聲令下，是最終的檢驗；戰則必勝，是最好的答卷。

　　為了黨和人民的重托，全軍將士時刻等待出征這道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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