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你在調查中也很關注官員異地任職的情況。

　　喬翠霞：以調研情況看，一半以上有過異地任職的經歷，平均異地任職時間為5.5年，75.6%因各種原因曾兩地分居，這是引起官員家庭生活危機的原因之一。

　　新京報：你覺得感情生活的混亂和異地任職有怎樣的關系？

　　喬翠霞：我們知道古代官員異地任職是為防止腐敗，但現在因為交通、通訊的發展，防止親情上的腐敗已大打折扣，中國傳統社會里有熟人社會的監督，熟人會給他工作、生活一種壓力，異地任職反而缺乏這種監督。

　　新京報：沒有異地任職出現腐敗的可能性就小嗎？

　　喬翠霞：其實對大多數官員而言，即便沒有異地任職，“幾乎不著家”的工作節奏和方式，也極易使他們逐漸脫離正常家庭生活軌道，淡化其應當承擔的家庭責任，這也成為官員情感“溜號”的重要原因。

　　建人脈網絡已成官員“必修課”

　　新京報：問卷中有一個按在外就餐頻率將對象從高到低排列，這一問題能反映出什么？

　　喬翠霞：通過看官員這一周跟誰吃飯，我們發現，家人團聚、和朋友的社交少，和同事、上級領導吃飯等公務比較多。

　　新京報：這也是容易引起腐敗的一個因素？

　　喬翠霞：公款吃喝泛濫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酒席、飯桌”已經異化為工作的延續，很多工作需要在半公半私的人際交往和觥籌交錯中“搞定”。

　　新京報：你覺得出現這樣狀況的原因是什么？

　　喬翠霞：中國是個人情社會，法制尚不健全、制度尚不完善，這種構建“人脈網絡”、疏通工作通道的交際應酬，已經成為政府官員的“必修課”。

　　“評價體系要回歸正常”

　　新京報：你最希望通過問卷調查來表達什么？

　　喬翠霞：如果說前30年是中國社會發展的轉軌期，現在就是常態化，除了經濟的中低速增長，社會的發展應慢慢步入正常狀態，生活、工作方式也該進入常態化。以往官員在“爬坡”時特別努力，扭曲了一些東西，現在這些應該回歸正常。

　　新京報：扭曲的是哪些？哪種狀態又是你理解的“正常”？

　　喬翠霞：扭曲的是工作與生活的關系。這兩者都不可缺少，有工作，也必須有生活。其實在西方文化中，很難看到為工作兩地分居的狀況。

　　新京報：你覺得現在官員的評價體系應該發生變化嗎？

　　喬翠霞：確實要改變過去單方面塑造“鐵人”式領導模范的思維定勢，培育“新型官員”，官員形象更加真實，更接地氣。實際上我們已經在嘗試，比如在做官員績效考核標準，希望把“德”這一塊放進來。

　　新京報：但“德”這樣的標準很難量化？

　　喬翠霞：確實，是很難的問題。怎么解決，也需要很多思考。我覺得現在已經有很大的改變了，八項規定后，大吃大喝確實少多了，官員之前可能是不愿意應酬，但不得不，現在是不能做。比如我和學生談話，問八項規定后他們家庭生活有無改變，他們說最大的變化就是家里人吃飯多了。這種家庭的回歸，我覺得就應該是納入考核的。

　　新京報：有沒有考慮今后繼續做類似的調查？

　　喬翠霞：我們一直覺得這個題目有價值，希望做一個大的課題，長期去關注官員群體，過兩三年，長期追蹤，比如通過追蹤反腐形勢給官員帶來的變化，去揭示群體背后的一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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