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繳貪官非法財產易，追繳已轉移他人的財產難

　　實際上，中國和包括澳大利亞在內的西方國家展開海外追貪的瓶頸，首先仍是法律上的差異。比如如何引渡已經加入外國國籍的潛逃官員；如何讓外國法院認可中國法庭的審判決定；以及怎么讓國外執法機構和中紀委這樣的非司法機構合作等。

　　澳洲著名刑法和反洗錢專家Hugh McDernmot告訴《鳳凰周刊》，相比之下，追繳財物比引渡貪官要容易些。追繳非法所得的財產是根據民事法則，而引渡貪腐官員則是依據刑法。在澳大利亞的法律框架下，民事訴訟標準要比刑事的低不少。比如說，要追繳非法所得的錢和財物，檢方要提供的證據達到“合理懷疑（reasonable suspicion）”即可，而刑事則要求“排除合理懷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如果中國警方可以提供一些有力的證據，澳洲聯邦警察也認為他們有合理的懷疑認為錢或者財產來源不明，這對澳洲民事法庭來說，是一件比較簡單的案子。” McDermott對《鳳凰周刊》說。

　　但是，如果貪腐官員把資產轉到子女、配偶、情人或者公司、信托的名下，追繳的困難就會大大提高。因為澳洲警察要證明非法所得的資產和貪腐之間的關系，尤其是跨國之間的資產追蹤，可能將面臨不少法律的障礙，比如銀行對客戶資料的保密責任。

　　另外，根據澳洲法律，追繳來的不義之財如何和中國分賬也是一個問題。由于跨國調查通常費時又費力，所以根據澳洲《非法所得法》“公平分享”條約，澳洲法院有權對贓款如何分配作出裁決。

　　以李繼祥案為例，皇家檢查官Tim Carmody SC，也是現任昆士蘭最高法院大法官曾透露，由于洗錢案件比較難發現，同時也不容易被起訴，李案的調查人員曾到三個國家和地區調查取證，起訴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雖然政府“分贓”在部分大陸民眾眼中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但這卻是很多國家通行的協定。McDermott稱，政府之間協議如何分配不義之財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即使是在澳洲國內，聯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間也有相關的協議規定如何分配，因為澳洲政府最少也要彌補自己警力和法院的開銷。

　　如果追贓之外，大陸政府還想把貪腐官員帶回國內接受審判，那么就會面臨非常大的阻力，尤其是當這位貪腐官員已經加入外籍的時候。

　　在澳洲律師和法律專家看來，聯邦政府通常會非常謹慎地處理其他國家引渡的要求，中國方面需要提出非常有說服力的證據，而且一定要通過澳洲的司法程序，最少要花幾年的時間。

　　中國的死刑制度也是一個絆腳石。在中國，重大經濟犯罪有可能面臨死刑。然而已經廢除死刑制度的澳大利亞，政府和法院非常不愿意把澳洲公民或者永久居民引渡回中國面對可能的死刑判決。

　　如果中國的死刑制度是個大問題，那么西方國家對中國政治體系的懷疑則是另一個鴻溝。剛剛獲邀從中紀委參觀回來的Kerry Brown對《鳳凰周刊》表示，如果澳洲政府和中紀委合作的話，這樣的合作關系是比較奇怪的。因為中紀委是一個政黨的機構，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執法機構。

　　本文刊載于《鳳凰周刊》2014年第33期總第5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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