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賽紅火無助于足球水平提高”之惑

　　國足的水平每況愈下，乃至現在同昔日弱旅泰國隊打比賽，都已沒了必勝的把握和信心。與此形成反差的是，搞了二十幾年的足球職業聯賽似乎并沒有一路走低，時不時還有一票難求的情景出現。兩相對比，足球圈內外都有人在反思：難道聯賽的紅火與國家隊提高水平毫無關聯？

　　事實早已給出了答案，盡管這樣的答案充滿了荒謬感：早在足球搞職業化改革之前，國足盡管整體水平不盡如人意，但在亞洲還是可以踢一踢的，而當時的國足也不乏一些因關鍵賽事表現尚可而在社會上頗有影響的球員；足球職業化改革之后，國足雖然也有2002年闖進韓日世界杯決賽圈的亮點閃現，但絕大部分時間卻在令人絕望地沉淪，非但成績差到不忍直視，就連偶有勉強拿得出手的球員，也大多仰仗原來在專業隊打下的底子延續余威。情急之下，重走以往專業隊培訓路徑的聲音也再度響起。由此引發的發展路徑之爭，不排除短期想出好成績的功利心理，更多則是對現有俱樂部青訓體系的失望與無奈。

　　足球職業化改革所帶來的改變似乎也在印證大家越來越強烈的擔憂：早期被媒體熱捧的足球職業化改革實質上等同于將足球項目孤零零地拋向市場，在大多數俱樂部僅有精力維系一線隊伍運轉的情況下，各省區市體育局已經甩包袱般將業余體校這條培訓人才的路徑快速廢掉。職業化改革初始，人們在盲目為足球入市高唱贊歌、社會上各種游資也在快速流動，種種欲望與貪婪推動了5000家足球學校的“千樹萬樹梨花開”，但這些足校騙錢的騙錢、跑路的跑路，大浪淘沙之后剩下的不到20家。從足校數目的變遷，不難看出足球后備人才儲備的變化。而更深遠的影響則在于，失控和泡沫般的足球培訓熱潮給中國足球帶來的是難以逆轉的病痛與傷害。

　　天津市足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白國勝就此直言不諱地說：“1992年紅山口會議將足球推向職業化后，好多事情沒有銜接上。過去的一種想法是足球職業化后，體育行政主管部門就不管了，俱樂部又要抓一線隊伍又要抓梯隊，現在看來并不現實”。體育主管部門逐漸意識到這一問題之后，自2009年山東全運會開始設置U16、U20兩個組別的足球賽事，試圖以全運會杠桿撬動各省區市體育局對足球后備人才隊伍的投入與管理。盡管此舉存在制度設計的天然缺陷且逐漸演化為體育局將后備隊伍放到俱樂部培養，但畢竟也還算固化了一種足球后備人才培養途徑。

　　“發展足球一定要從青少年抓起”之思

　　發展中國足球，人們急于看到的是國足早日出成績。于是，足協采取的辦法是頻繁高薪聘請教練，但走馬燈般換教練非但對球隊提高水平于事無補，反倒積攢了越來越多的負面效應。

　　發展中國足球，最靠譜的辦法還是要從青少年抓起。因為沒有濃厚的氛圍、牢固的根基做保障，再炫目的繁榮假象終會成為曇花一現的道具。

　　對于中國足球發展的窘境，業內人士早就心知肚明。天津泰達足球學校校長沈勝明回憶：“泰達足校2000年成立，當年招生第一批，1985—1986年齡段像毛彪、蒿俊閔等，這一批當時選材在天津市范圍內有100—200人。以后逐年減少，下一批變成80多人。到1990—1991年齡段只剩下三五十人。我們經歷過那段衰竭過程，如果說2000年是頂峰，然后就一年不如一年。到1991—1992年齡段選材時甚至只有20多個孩子，連小胖墩都算。后來天津市搞校園足球，近幾年有點好轉，我們現在要組建2001—2002年齡段隊伍，大名單有56人，基本本土化，有點反彈的趨勢。”

　　天津泰達足球學校的生源變化，可以視作中國足球后備人才變遷的一個縮影。道理很簡單，在適齡青少年中沒有一定數量的好苗子可供挑選，隨后的工序不管多么合理也難鍛造好產品。更何況，依靠我國當前的俱樂部青訓體系，要覆蓋面沒有覆蓋面，要精細化沒有精細化，要成材率沒有成材率，俱樂部與國家隊還“各有所需”，沒有辦法擰成一股繩。基于這樣的發展現狀，又怎么能奢望國足取得讓人眼前一亮的好成績呢？

　　自2009年開始，校園足球逐步得到重視，但幾年來的努力只能說是發展局面略有改觀，談及收獲卻并不盡如人意。當前，校園足球的發展已經上升到國家層面，政策配套、資金扶持、推進力度大為改觀，但最終的成效如何，恐怕還要取決于孩子的接受程度、師資的匹配程度、賽事體系的科學設計以及家庭與社會的勉力支撐。

　　說到底，想讓足球從青少年抓起，涉及到的是一個非常龐雜的系統工程。在推進這項基礎性工作的過程中，校園足球是一個必要抓手、但遠不是全部，而在硬件建設、資金投入、體系搭建、各方協同的比較中，后者的復雜程度要遠遠超過前者。而以往歷次推出的擴大中國足球發展基礎嘗試也已證明：足球從青少年抓起勢在必行，但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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